文中武 "框外哈雷:談迷信的科學"

《中央日報》 1986215/16,12/11
accessed Nov 19, 2018

●這是在下以筆名在32年前發表的拙文。

●當時筆者在美國華府喬治城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撰寫之博士論文於那年12月通過答辯,並獲得學位,正式畢業典禮於19876月舉行。

●敬請賜正。

 

林中斌 2018.11.19

全文-

框外哈雷

-談迷信的科學-

 

一、隱衷

古代人講迷信;現代人講科學。

這是廿世紀流行的看法。

古代人認為:彗星不祥,它一出現,就有天災和人禍。現代人進步多了,根據科學的探測,發現大多數的彗星不過是團「髒雪球」,以橢圓形成拋物線的軌道,繞過太陽運行。對我們來說,彗星頂多點綴了夜晚的天空(註一),增加了談話的資料,如此而已。古代人把彗星叫做「妖星」和「惡星」,視之為洪水猛獸。他們迷信了幾千年而不覺悟,真是落後、無知、甚至可憐!

這也是廿世紀流行的看法。

有一段文字或許可以代表這種看法,是從一篇精采的大作裏摘錄出來的。作者學貫中西,兼通文理。他的作品總是言之有物,資料豐富,而且趣味盎然,叫讀者不忍釋手。他是筆者一向都很敬重的博學之士。這篇大作引經據典的談彗星和災變。它的結論是這樣的:

「其實,世界各地年年有災禍,没有彗星出現的年份也照樣有災禍,有彗星出現的年份,也常有幸運的事。我人大可不必忌慧。」(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國內版第十二頁)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彗星的出現和災變的多少以及大小沒有關聯。這是廿世紀流行的看法。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也如此想過。

但是,筆者自問:世界各地的災變果然年年都一樣多嗎?果然和彗星的出現沒有一點關聯嗎?這裡所謂的關聯,是指統計學上兩件事起落的關聯(Correlation),而不是指物理學上兩件事因果的關係(causation)

正巧,第二天在同一份報紙上,筆者讀到以下的一段報導:「民國七十四年國外十大新聞。第一條、國際災禍:一九八五年可說是災變最多的一年,頻頻

發生的地震,火山(爆發),空難,造了空前的慘劇······」(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卅日第二頁)

回顧一九八五年,全球到底發生了什麼災變呢?揀其中最嚴重的來看,有下列幾大項目:

三月智利地震,死亡一百七十人。九月墨西哥大地震,强度超過了通常最高的限度八級,死亡逾萬人。十月哥倫比亞火山爆發,是本世紀最嚴重的火山災變,死亡至少兩萬五千人。此外在我國大陸、蘇俄、日本、紐西蘭、所羅門羣島,都發生了六級以上的大地震。五月孟加拉海嘯,死亡一萬一千人。本世紀最嚴重的旱災也在一九八五侵襲一向多雨的巴西。除了天災,還有人禍。今年的空難,死亡一千九百四十八人,創歷史紀錄。其中八月十二日的日航事件,有五百廿人喪生,是民航史上最大的單機空難事件。

八、九月間,在一向以冷靜理性自豪的英國和德國,連續發生暴亂:在十多個大城的文明社會裏,出現了原始蠻荒的暴行,傷亡數百人。此外,五月裏英國和比利時連續發生足球暴動,死亡近百人。這種慘劇,一向發生在「落後」衝動的南美社會裏,居然也在進步理性的西歐社會裏出現!

法國的公路和鐵路一向安全,它們出事的比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可是在一九八五年,法國車禍頻頻,死亡慘重;嚴重的有對開的火車互撞。法國國營鐵路公司總裁因而引咎辭職。這一年恐怖份子暴行升級,在歐洲就有不下百起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月廿四日埃及航空公司班機被劫,死亡五十九人。同時「暖死症」以驚人的速度蔓延到全世界各個角落;在一九八五年內,半年之中,歐美患病人數即增加一倍。

其他還有各種動亂和災禍,一時也寫不完。如:

一九八五年美國有十一個颶風,和七個熱帶暴風雨,次數比往常增加了一倍有餘。而且它們的路線,偏向城市,比往常更容易造成災害。在美國、波多黎各和古巴,一共有一百四十六人死亡。筆者所在的華府地區,秋天玻多瑪河暴漲,氾濫成災,淹沒了美國首都的紀念塔聖地;華府著名的休閒去處「運河小徑」也被冲毀了。洪水無情,在波河上游就吞噬了四十位村民。在科學最昌明,工業最進步的美國,在萬人嚮往的「人間天堂」美國,居然有四十條人命──而且是所謂最值錢的美國人命──平白地斷送在天災手裏,真是非同小可!

  總而言之,一九八五年的災變,無論在死亡人數上,在發生次數上,在災變種類上,都屬空前。一九八五年是個災變年,這是鐵打的事實。

同時,一九八五年也是個彗星年。除了肉眼可見的哈雷(Ha11ey)彗星以外,還有兩顆不好觀測的小彗星。一颗叫「哈德利古德」(Comet Hartly-Good ),另一顆叫「西勒」(Comet Thiele)。三星同時接近地球。它們最接近太陽的時間,集中在一九八五年年底,前後不過三個星期(十一月廿七日,十二月九日和十八日)

一九八五年既然是個災變年,又是個彗星年,為什麼還有很多人──包括中外學者大眾和筆者自己──想說「災變年年都有,其大小多少在平時和在彗星年都一樣」呢?是不是有什麼顧慮和隱衷呀?

  註一:也有些彗星在白天可以看到。最有名的例子是公元一八一一到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巧的是,自比彗星的拿破崙,剛好在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他手創的帝國也因此瓦解。

 

二、八股

  廿世紀流行講科學,對於古時候把彗星和災變相聯的說法,有兩種習慣成自然的批判。第一種是「平常論」。道就是以上所提的:認為彗星年和平常一樣,災變的多少大小沒有因此而不同。這種批判在一九八五年以後,可能不太容易成立。第二種是「巧合論」。

一九八五年是彗星年又是災變年,為什麼呢?巧合嗎!問題是:如果巧合的次數不只一兩次的話,「巧合論」就值得檢討了。

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生物學博士李約瑟先生(Joseph Needham),在他的大作「中國科技史」裏,證據充分的指出:古代的中國人特別講究對自然現象的觀察 (empiricism)。我們祖先,幾千年下來把彗星和災變相聯,難道真是沒有一點實地觀察的根據嗎?何况,又不只有古代中國人如此說,西洋人也不例外。

西洋科學注重分析和分類。而這一套傳統的開山祖師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 就把彗星和旱災相聯。古希臘的大詩人荷馬 (1100 B.C.)在史詩「伊利亞德」裏,也把彗星和瘟疫、蟲災、戰亂寫在一起。後來,許多的西洋詩人作家都有類似的咏嘆(請參閱前節所引的中副大作)

美國總統林肯,不只有智慧而且有魄力,是一位有理想又講實際的偉人。他說過:你能够長期蒙蔽少數的人,你也能够暫時蒙蔽多數的人,但是你不能够長期蒙蔽多數的人。

把彗星和災變相聯的說法,如果純粹是毫無根據的迷信,它竟然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蒙蔽了中外無數的學者和大眾。這個迷信是否不大尋常?如果是巧合的話,它重複的次數,有沒有嫌多了一點?

在一九七0年,科學思想史上出現了里程碑。那就是古恩(Kuhn)教授發表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這本書的主旨是說: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套思想的典範(paradigm);即使在現在我們自己的科學時代也不例外。同一個時代裏,絕大多數的學者和羣眾都遵奉這一套思想的典範,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說話,都不自覺的依附湊合這一套思想的典範。可是這套思想的典範,不是永久不變的。它隨着人類新的發現和新的瞭悟而轉移進化。

套一句我們中國的老話,古恩教授的意思是說:每一個時代有一套「八股」,中國以前有專制封建的八股,西洋以前有宗教迫害的八股,現在東方西方共同遵奉一套新八股唯物的、分析的、計量(quantification)的、擺脫價值約束的(value-free)科學八股。又有誰敢說:廿一世紀裏,我們青年有為的兒孫們,回顧廿世紀,不會覺得我們這批老朽落後寡聞,而且陷在廿世紀的八股裏面還不自覺呢?

 

三、神話

有一個研究題目,不僅有資料可以作,而且有趣味值得作,可是今天在廿世紀流行的八股影響之下,沒有人敢作。這個題目就是「彗星和災變在統計學上的關聯」。世界各地的災變,至少在近幾百年裏有足够的紀錄可查。研究員可以把災變的種類、次數、大小作成圖表(histogram),再把彗星的出現標出來,包括出現的時間、軌道的種類、和地球的距離、彗星的直徑等等特性。看看除了一九八五年以外,到底還有沒有類似的重合?如果有重合,主要的變數是什麼?時間嗎?距離嗎?直徑嗎?相鄰彗星的數目嗎?或者其他的特性嗎?

  我國近代的啟蒙大師胡適博士說得好:真正的科學精神,是「大胆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可是在目前這一種狹窄的科學八股盛威統治之下,我們只會緊抓住「小心求證」的救生圈,在講究唯物唯利的怒海裏沉浮;我們缺乏「大胆假設」的勇氣,在方向上迷失了還自己不曉得。尤其是,有一個題目和當今流行的說法逆道而行的時候,我們更不敢去自找麻煩。

其實很多現在已經證實的科學道理,起初都被科學家當作神話一樣的譏笑。美國的浦施博士 Vannevar Bush),在二次大戰期間主持國防科技研究。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代表當時大多數科學家的意見,在參議院作證。他說:洲際飛彈是絕不可能的,因為不合科學。十二年後,蘇俄便把不可能變可能了。

  一直到一九六零年代的中期,西洋各大學的地質系還有一半以上的教授反對「大陸漂移」論,他們之中不少罵它是神話的。結果在一九七零年代來臨之前,由於深海鑽探的結果,那個「神話」編入改寫的教科書。今天再也沒有人懷疑南美洲和非洲原來是在一起的。

廿世紀科學智慧的代表,愛因斯坦就說過:偉大的科學發現,往往需要科學家先靠直覺,作了大胆的結論,再回頭來找證明;而不是先一步一步的證明,然後得到結論。這有點像在山溝上築橋:先把人送到對岸,再回頭來慢慢地把橋一步一步地造過去。

  「彗星和災變在統計學上的關聯」,雖然不合當今流行的科學概念,卻是個值得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

 

四、落葉

  自古以來,歐洲北部有個民間傳說,依我們現在的眼光来看,應該算作迷信。依傳說,鸛鳥(stork)是上帝派下来遞送嬰孩的使者:凡是有鸛鳥來屋頂上築巢的那一家會有小孩子出生。後來科學家實地作統計調查,發現鸛鳥築巢和嬰兒出生果然有關聯,也就是說關聯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接近於壹。可是再進一步調查,科學家發現:鸛鳥築巢的原因,是找烟囪冒的熱氣,以便在寒冬取暖;而烟囪常冒熱氣的人家,一來要為產婦保養,二來要考尿布,所以必須常生火,三來比較富裕養得起小孩。所以鸛鳥不是嬰兒出生的真正原因,只不過兩者在統計學上有關聯而已。

  或許有人會批評,「作彗星和災變關聯」的研究沒有意義。即使兩者有關聯,又怎麼樣?這樣找出来的,頂多是像鸛鳥和嬰兒之間的關聯,是統計學的關聯而不是物理學的關係,或許可以說,不是像熱氣和鸛鳥築巢之間的因果關係。

  這種問法,的確有道理。但是筆者自問:以我們現在有限的科學知識,我們有資格批判廣闊無邊宇宙裏的各種現象嗎?誰能斷言,如果我們先發現了統計學上的關聯,就絕不會因此而引出因果上的關係呢?誰又能斷言,先發現了鸛鳥和嬰兒的關聯,然後不會因此而引導出鸛鳥和熱氣的關係?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要順便提一下最近的一個發現。

  彗星和災變扯上糾纏不清的關係,不只在幾千年人類的歷史記錄裏如此,而且在幾億年的地球歷史記錄裏也不例外。地球上的生物,遠在人類出現以前,每兩千六百萬年,大量絕滅一次。最引人注意的那回,發生於六千五百萬年以前。那時候,統治地球的恐龍,遭遇浩劫,全部消滅。今天,只有岩層裏的恐龍骨骼和蛋化石留存下來,告訴我們它們當年不可一世的雄風。除了恐龍以外,還有許多絕滅的生物,它們在地球歷史裏消失的時間,以兩千六百萬年的間隔,作整齊的排列。例如,大約在十刼以前,也就是兩億四千八百萬年以前,那時候地球的主人翁是海裏的三葉蟲。它們也在刼數來臨的時候,遭到絕子絕孫的噩運。

  自從一九七零年後期開始,全球各處的地質學家紛紛的發現,一個忽略了的證據:在岩石紀錄裏面,每隔兩千六百萬年,有薄薄的一層沈積,含銥(iridium )特別的高;而這一層沈積,和生物大量死亡的時間,恰巧重合。含銥如此高的不是地球表面的成份,是彗星和隕石的成份!這就表示:那個時候,有一陣慧星雨打到地球上,產生像大量核彈爆炸的結果,於是,各地暗無天日,溫度陡降,生靈塗炭,相繼死亡。科學家把帶來這種彗星雨的,叫閻王星(Nemesis) ,它的軌道是橢圓的每兩千六百萬年繞回太陽一次。

  或許有人說:閻王星對地球的影響,和一般我們看到的彗星不同,兩者不可相提並論;閻王星把彗星雨像炸彈一樣的灑射到地球,帶來了實質的衝擊;而哈雷彗星等並沒有發射實體到地球上,除了它們柔弱的光線以外,我們甚麼也看不到,怎麼可能引起地球上的災變呢?這個說法也有理,但是它可能忽略了一些其他的可能。

  我們都知道,能見光只是電磁光譜(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裏小小的一段。肉眼能看到的光含了紅橙黃綠青藍紫,此外便看不到了。紅光以外有紅外線,之外又有微波、雷達波、電視波、收音機波等等;紫光以外有紫外線,之外又有愛克斯光、珈瑪光等等,這些都是肉眼看不見的。如果把能見光比喻作十二個黑白相間的鋼琴鍵—剛好一個八度,從「哆」到高一層的「哆」—而整個電磁光譜在這十二個鍵左右延展開來。那麼這個特製的鋼琴會長達幾公里呢!

  我們人類肉眼能見的太少了。要看到所有一切的電磁波,而且毫不遺漏,甚至連今天的科學儀器,還不一定完全保險。我們看不到,而實際上確實存在的東西太多了。即使我們看得到的事,我們還不一定能够理解呢!何况看不到的事呢?譬如說:為什麼樹在秋天要掉葉子?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人類看了幾十萬年了,到今天植物學家還沒有找到完美滿意的科學答案。

  有許多事,我們看得到但不瞭解。也有許多事,我們根本看不到,我們是不是因此便可以武斷的說:「這些看不到的事,都不該研究呢?」如果有人把我們看不到的,或許看到了可是一時無法理解的,一股腦都打落塵埃,棄之不顧,您覺得這樣作客觀嗎?如果有人認定:研究彗星和災變的關聯,毫無意義,而且浪費時間,您又覺得如何?()

 

五、框框

  科學有兩種,一種是開明的科學,另一種是迷信的科學。開明的科學客觀、謙虛。它不以自己為中心;不以自己的地城為中心;不以自己的科系為中心;更要緊的是:不以自己的時代為中心──這也就是說,一方面不盲目地跟隨當代流行的想法,另一方面不武斷地抹殺一切不合時宜的新思想和舊思想。

  波士頓「貝士以色列」醫院的主任班遜博士(Herbert Benson),鑽研「行為 醫學」有年。他在一九七零年代,寫過一本暢銷書,叫「放鬆反應」(Relaxation Response) 。最近來東方,用最新的西方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老古董──氣功醫療術。他打破了自己地域的框框,打破了自己科系的框框,更打破了自己時代的框框。他的精神是開明的科學。

  迷信的科學,表面上講究數據(data)、量化、實驗、分析和專業化;其實是主觀的、武斷的、狹窄的、唯物的因此唯利的。迷信的科學以自己為中心──一心作研究,發表論文,自鳴清高,而棄眾生的死活和社會的安危以及國家民族的興亡於不顧。迷信的科學以自己的地域為中心──在歐美受教育的就歧視其他的文化;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甚至批評中文落後,打倒「孔家店」而且領頭崇洋。迷信的科學以自己的科系為中心──在外行面前依然滿嘴本行的術語,絕不「降低身份」。迷信的科學以自己的時代為中心──不僅排斥一切古老的思想又懷疑一切新起的思想。迷信的科學,盲目的跟隨當代流行的觀念,不承認以後和以前的時代,都有比我們現在高明的地方。

  迷信的科學和迷信的宗教有相同之處,都是以那一個時代流行的觀念為中心,抹殺不符合「當代八股」的想法。「當代八股」 也就是古恩所謂的思想典範。我 們在此輕鬆的批評「當代八股」,但是請您千萬別小看它。「當代八股」一向有君臨天下的權威-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在這一點上面,中古時代歐洲迷信的宗教,和今天各地迷信的科學,是一脈相承的。廿世紀的「當代八股」,也就是迷信的科學,雖然在今天的民主時代,仍然擁有無形的威煞,可敬可畏,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誰敢不小心說話?

歷史上的大科學家哥白尼( Copernicus 1473-1543 ),在一五三零年寫了「天體運行論」,說明地球以太陽為中心而旋轉。但是他遲遲不敢發表這部影響人類文明進步的巨作。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說法抵觸了「當代八股」,也就是以地球為中心的學說。哥白尼曉得自己形單影隻,惹不起「當代八股」的權威。他不得不向那個時代的迷信低頭讓步。哥白尼看到他的大作出版,已是他臥病死去的那一天了。

  百年以後,另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用望遠鏡觀察天體,支持哥白尼的學說。但是他冒犯了「當代八股」。在一六一六 年六月十六日,被教廷審判的時候,伽利略不得不當場承認:他偉大的科學貢獻是荒謬的而且錯誤的,同時發誓從此放棄哥白尼的「邪說」。伽利略也臣服於「當代八股」的權威之下,不得不向那個時代的迷信低頭了。

  向「當代八股」低頭,並不能也絕沒有減輕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身價,他們都是科學歷史上偉人。前文所引的中副大作,文筆生動簡潔,資料豐富有趣,指出

在藝文裏的彗星和災變總有糾纏不清的關係,引人深思。但是作者在結論裏,卻說彗星和災變沒有明顯關聯。恐怕其中另有隱衷吧?會不會是作者不願意沒有必要的冒犯我們這個時代的八股權威呢?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其實,即使如此,這毫不減輕作者傑出的學術貢獻和地位,也絕不影響筆者一向對他的仰慕和欣賞。

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我們這年頭也有「當代八股」-迷信的科學。在這個「當代八股」威懾之下,我們大家,多多少少,自覺或不自覺的,都是安份守己的順民,筆者自己也不例外。

 

六、橡子

  近年來,狹義的,迷信的科學,已經面臨挑戰。挑戰者不是科學的門外漢,也不是科舉圈裏的無名小卒,他们所在的地域更不是是科學落後的國家。這些挑戰者都受過最高的科學教育,在科學圈內有成就,而且生長於科學發達的西方世界。詳述這些挑戰者,可以寫一本厚書,也可以開一門研究所的課。由於篇幅有限,以下只能揀其中小小的一部份,來作個抽樣的簡介。

  在物理方面,最受注意的是加州柏克利大學教授柯普樂博士(Fritjof Capra)。他比較了近代物理和東方的哲學宗教,結論是兩者相通之處甚多。他的大作「物理之道」,一度引起爭論,但是現在已成為美國大學的課本(Fritjof Capra The Tao of Physics.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5)。接著柯普樂的是朱客福(Gary Znkav)。他寫了一本「跳舞的物理大師」(Gary Znkav The Dancing Wu-Li Master.N.Y: Morrow 1979),繼續闡明柯普樂的想法。請您注意,這兩位西方學者的書名都用了中文的發音,打破了以自己為地域的框框。

  此外在物理方面,還有一位英國的物理大師,愛因斯坦的同事,包牧博士(David Bohm)。他現在是倫敦大學理論物理的講座教授 (emeritus professor )。包牧鑽研量子力學等已經有卅多年了,同時一直在批評狹窄的、迷信的科學。他說今天流行的科學,偏重「分析」、「分割 」和「分裂」(compar tmentilization),有鑽牛角尖的危險。他提出一個注重整體、注重內含的觀念叫作「暗藏的玄機」 (implicate order) 也叫作 「折縮和開展」(enfoldingunfolding)。這個觀念簡單的說,有點像西諺所說的「橡子孕橡樹」。意思是:橡子雖然是橡樹整體的小小一部份,卻孕蓄了全部橡樹的要件在其中;只要給橡子充份的時間,原来折縮在小橡子裏的橡樹,便會逐漸的開展出來,長成棵高大的橡樹。這個觀念也像英國詩人浦雷克(William Bake 1757-1827) 所說的「一沙藏世界」,或者像佛學華嚴宗所標舉的「一塵含法界」。如果您有興趣,請參閱他的近作「整體觀念和暗藏的玄機」(David Bohm: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Paul,1981)。在一九八五年的「再恭」(Zygon)以及「新識」(ReVision)一類的季刊裏,也可找到他通俗有趣的短文。

  在一般科學的原則和方法領域裏,值得重視的有耶魯大學文化人類學博士郝布客(Bruce Holbrook)。他收集了無數的近代科學實驗,一方面向「當代八股」──迷信的科學挑戰,另一方面向東古代科學的優點致敬。譬如,他指出在一九六八年侵犯世界各地的「香港流行性感冒」,並非從香港開始,以同心圓的圈圈,一波一波的由內向外蔓延;這個流行病,幾乎同時的,在世界各地爆發。這表示流行性感冒發生的原因,有全球的整體性,和自然有密切關係,而不是分析分割分裂到小小的慮過性病毒,加上機械的傳染病理論,就可以完全解釋的。您如果有興趣,請翻開郝布客的大作「孫悟空:另一種科學的現實」(Bruce Holbrook, The Stone Monkey: An Alternative, Chinese-Scientific Reality. N.Y.: William Morrow & Co.Inc.1981)

最近,在一般科學的法則方面,出現了新的概念。許多前鋒的科學家都同時想到:為什麼不用立體影像(holography),來廣泛的說明宇宙裡的各種現象-大的到天文,小的到量子力學,向外到銀河,向內到人腦的構造功能?三度空間的立體影相,凡去過狄斯耐樂園「鬼屋」的朋友,一定都記得看過。它不像平面影相—整體是部份堆砌拼湊而成的;立體影相的每一部份,每一個破片,都蘊藏了全體的資料。它好像一匹馬,頭砍了下來,沒關係,馬身又從脖子下長出來了。如果您有興趣,請參閱心理學家韋爾伯博士編輯的「立影概念」(Ken Wilber ed., The Holographic Paradigm & Other Paradoxes: Explainign the Leadign Edge of Science. Boulder: Shambhala, 1982)

  有一篇訪問,它的重要性和韋爾伯以及郝布客的大作相輝映。訪問的對象是一九八一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史培睿博士(Roger Sperry)。他現在是頂尖的加州理工學院「心理生物學」基金講座教授。史培睿從事分腦研究多年,創立「左半球右半球」的觀念。他說:今天流行的科學—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說「迷信的科學」—错了。因為它偏重物質而忽視精神;偏重分析而忽視綜合;偏重擺脫價值約束(value-free approach)而忽視倫理道德。他又說:如果我們要保存人類和地球,如果我們要躲過核子浩刼的毀滅,科學家不能只管自己作研究寫論文,而逃避社會、倫理和政治的責任;科學家也不能自說自話而不和其他的科系溝通。他批評馬克斯的科學唯物論偏重物質,說那並非真正的科學。史培睿所提倡的,其實就是:打破以自我為中心的框框,打破以自己科系為中心的框框。這個態度也就是前面所說的「開明的科學」。

  在生物學方面,有人向近百年来稱霸世界的「進化論」挑戰。他們是哈佛大學的兩位學者龍士敦和衛爾遜博士(Charles Lumsden & Edward Wilson)。您一定很熟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進化論」在當初是個革命性的科學突破,對學術有很大的貢獻。但是「適者生存」的思想,不久便被政治野心家利用了。他們說,不管你是對是錯是善是惡,只要你經不起無情的競爭,你就活該倒楣,活該淘汰。達爾文的「進化論」,於是成了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所依恃的所謂「科學根據」。他們把弱肉強食,認作天經地義,而且大言不慚的把強權當成公理(Might is right)。在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種種的列强屠宰我國暴行的後面,便是這一套堂堂皇皇的高級「科學證明」!

  好了,哈佛大學的龍衛兩位學者,打破了生物學和社會學各自獨立的框框,綜合的開拓了社會生物學。他們發現:達爾文埋頭研究生物,卻忽視了社會文化的因素。他們作了許多實驗,曉悟到:不僅生理的特點可以遺傳,文化的特點也可以遺傳!所以,一個社會長期的標榜競爭牟利,便會產生競爭牟利的民族:長期的標榜暴力侵略,便會產生暴力侵略的民族;而長期的提倡忠恕禮讓,也會產生出忠恕禮讓的民族。這是個整體的現象,當然少數例外還是不免的。他們兩位學者提出一個新的、綜合的觀念,叫「基因文化合同進化論」(Gene-Culture Co-      evolution),來取代達爾文偏重基因的生物進化論。您也許有興趣參考他們的近作「普羅米修世之火」(Charles J. Lumsden & Edward O. Wilson, Promethean Fire: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Mind.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除了以上所簡介的領域以外,其它在醫學、人類學、心理學,超心理學等等各方面,都有大師們從事類似的工作,根據最新的科學實驗,向當今的八股「迷信的科學」挑戰。

  總之,今天流行的科學八股或迷信的科學已經被開路的頂尖科學家們自己修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開明的概念:分析和綜合並重,物質和精神並重,嚴謹的研究方法和價值倫理道德並重。它包含了不少在近百年来被遺棄的老觀念,也包含了許多為廿一世紀鋪路的新觀念。

  希望廿一世紀的科學是開明的科學:打破了自我為中心的框框,打破了以自己科系為中心的框框,打破了以自己地域為中心的框框,更打破了以自己時代為中心的框框。那時候,不再有人武斷的說:「古代人講迷信,現代人講科學。」或者「東方的文化是落後的,西方的文化是進步的。」

  希望開明的科學把人類帶上正軌,終於在將來,實現了過去的一個理想:兩千五百年以前,魯國那位謙虛忠恕的老師所嚮往的大同世界。

 

後記:

  本文為了要討論一個整體綜合的觀念,不得不打破後學有限的領域框框,而膚淺的牽連到四面八方。錯誤難免。也藉此激起高手前輩們的興趣與豪情,不吝出山指正開導。果真如願,則不只後學甚為感激,讀者大眾也會因此受益菲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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