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含蓄

原載世界日報1981.10.9-16  p.6

文稿完成1981.6.2 修訂 2005.8.30/2009.4.3


前言:一九八一年,我已來美國十五年。那時回想當初剛到新大陸所遭受的文化衝擊,和後來對其社會的觀察,利用在喬治城大學上課的暑假,寫下一些感言。


  「你跟我說,到底是或不是啊!」(Answer me yes or no!

   國佬,一般說來,不講究含蓄,不容忍模稜兩可的說法(ambiguity)。他有疑問,一定要逼作黑白分明的回答。中國人,一般說來,講究含蓄,避免打破砂鍋問到底;容忍兩可的說法,不求甚解也沒關係,因此,中國人問詢,見好收場,適可而止。

  剛來美國的中國同學,對美國佬咄咄逼問的方式,沒有心理上的準備,恐怕不能適應,要遭遇幾次被「冒犯」的經驗才會習以為常。尤其是木訥敏感的中國青年,成長於點到為止,常留餘地的社會環境裏,被單刀直入,趕盡殺絕的美國佬逼問,又窘又怒,不知如何應付。只好把不愉快的經驗往肚子裏吞,結果可能引發「消化不良」。這種經驗,雖然事過境遷,大概還難以忘懷吧?

對於美國佬來說,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有兩條規矩,卻公認是天經地義的大道理,其神聖猶如聖經,其莊嚴不下憲法。第一條規矩:他問話,你必答;第二條規矩:你回答,必說是或否。

中國人講含蓄,對問題的反應,不一定用言語回答。在沉默無言之中,用姿態照樣可以表示許多的意思。搖頭否,點頭是,翹拇指好主意,攤雙手沒辦法。即使不用姿勢,用眼色照樣可以回答。青眼善,白眼惡,笑眼喜,瞪眼怒。就是必須答話,在許多情形下,也不必像被審的囚犯一樣,非呆板的回答是或否不可。若運用語言,可以套用雙關語、可以打比方、可以作暗示。轉變話題,也是一種回答,那多半表示不熱心不贊成;甚至不言不語,也是一種回答呀!可能是默認,也可能是無言的抗議,依當時情況判斷,並非難事。

 

不回答是侮辱

 

但是對付美國佬,那套卻行不通。他問話你不答,那對他的侮辱可嚴重啦!他不忿然抗議才怪。其實,要激怒美國佬,瞪他罵他還沒有不回答他的問題有效。瞪他不犯法,迷信法律至上的美國佬,你不犯法,也莫奈你何;無緣無故罵他,他當你神經病,迷信花錢治療精神病的美國佬,才不甘心免費照顧精神病患。

可是不回答他的問題,隱隱的藐視他法定公民的人格,無言的屈辱他的天賦人權。這違反了美國社會立國二百年來強調的平等[1]精神!

    即使你回他的話,但沒有指明是或否也不行。他認為你耍政治手腕,賣弄你那幅猜不透的(inscrutable)東方神祕,或者認為你逃避責任,企圖掩飾。「哈!又來水門事件裏遮醜的那一套把戲」。可鄙可恥之至!很可能的,他會奮起十字軍東征的精神,追殺到你投降或說出是或否,他才干休。

    為什麼美國佬對於含蓄不重視,對於兩可的說法難容忍呢?顯而易見的,至少有兩個傳統的因素。第一個是西方重理性、重邏輯的傳統。和東方─尤其是重感性、重直覺的中國傳統的─大不相同。陶淵明筆下的五柳先生,讀書不求甚解,還一直為中國人所欣賞。風靡士大夫階級的禪宗警句,表面上看是不合邏輯的,有時候甚至是矛盾的。譬如有人問洪州馬祖(公元七○七-七八六),「和尚為什麼說心即佛?」馬祖答:「為止小兒啼。」又問:「啼止時如何?」祖答:「非心非佛。」中國人對事物之研究,可以容忍高程度的兩可的說法,暫時接受了再說,中國人對人世之應對,自然提倡含蓄,與美國人傳統正好相反。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人注重法律,好打官司的傳統。中國人總把「情、理、法」等列並重,人情、事理、國法缺一不可;可是美國立國的精神,尊崇法治,懷疑人治;信仰法律,鄙棄人情。歷史上的中國人,一向不好打官司,有爭執能自己化解最好,宣揚出來,大家都沒面子。所以從前中國人總是看不起律師,叫他們作訟棍。美國人好打官司,客人不小心跌跤,會告主人一狀;兒子為了爭財產,也會告老子一狀。因此律師佔全部人口的比例甚高。今日如此,過去也不例外。兩個世紀以前,法國的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從舊大陸到新大陸來觀察,就發現美國人好打官司,訟事之繁,令他驚訝不已[2]。美國人注重法律,好打官司,不免受法庭上審問方式的影響。「你跟我說,到底是或不是!」一類的問話,是庭上的家常便飯。

 

人類智慧有限 宇宙萬象無限

 

中國人講究含蓄、容忍兩可的說法,近百年來吃了大虧。含蓄的人恭順謙讓,別人以為你柔弱可欺;容忍兩可說法的人大而化之,滯礙了在精密科學技術上,迎頭趕上西方的努力。但是中國人這一套傳統,難道毫無道理,一無是處嗎?依筆者下愚之見,老祖宗遺下的家產,還不至於該扔進文化垃圾桶的地步。

美國佬堅持有問必答,有答必黑白分明。但是有時候,一板一眼的回答反而不恰當。這種例子在待人處世上,或者求知窮理上都找得到。待人處世方面,如何謝絕別人好意的邀請,便大意不得。比方說,有人問:「先生,明天來舍下吃便飯好嗎?」斬釘截鐵的回答「不,我不能去!」總不如委婉謝絕妥當,譬如說「您的好意,真不敢當,可是我最近公私兩忙,焦頭爛額,恐怕一時無法應命。」後者豈不比前者恰當嗎!

求知窮理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個物理上光學的問題。學過初中物理的都知道,光的傳播,有時像波浪,有時像粒子[3]。如果一個沒有學過物理的小學生,硬要問大學物理教授:「請您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到底光像波浪還是不像波浪,像粒子還是不像粒子呀?」小學生得到的答案是句好像模稜兩可語意不清的的「瘋話」:「光又像波浪,又不像波浪,又像粒子,又不大像粒子。」對於這似是而非像謎語一樣的回答,一般美國佬在日常生活上,一定無法忍受。可是全世界所有的物理專家幾乎一致同意,如此回答最接近真實。好玩的是,在講究精確明白的科學領域裡,這個模棱兩可、近乎癲狂夢囈的說法反而是標準答案。

上述的例子,其實不是獨立稀罕的特別事件。它反映了一個普遍廣泛的基本道理,那就是,人的文字語言是有限的,而宇宙的現象是無限的,以有限描寫無限,以「有涯逐無涯,殆矣」!更進一步的說,不止人的語言文字有限,比語言文字寬廣靈活的觀念和想像力,比起宇宙萬物,還是有限,為什麼自由自在的想像力─遨遊於上下四方古今中外─還是有限呢?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人的觀念和想像力,受經驗限制,有形的經驗受限於三度空間,觀念和想像力便也受三度空間限制。叫我們想像長、寬、高以外的空間,不是容易的事。如今物理發展,早已超過三度空間,到達非日常生活所能經歷的世界。為了要描繪表達許多難言的觀念,除了用抽象的數學以外,科學家只好借重於不完全準確的比喻,借重於超文字語言的圖案和模型,竟然不自覺的走上古時中國禪宗大師旁敲側擊,突破常理的路子。

 

「告訴我:是、不是、或也許!」

近代物理證明,第四度空間--「時間」是扭曲的。這對人既有的觀念來說,很難被消化吸收。對於人侷限於三度空間的想像力來說,更是個很大的挑戰。不要說普通人不容易接受難言的新觀念,有些新的物理觀念,據說連頂尖天才愛因斯坦都無法接受。物理大師波耳(Niels Bohr 1885-1962)創立了量子力學。他曾經提出新的學說,可是愛因斯坦拒絕接受,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後來經實驗證明才逐漸轉為支持波耳。

所以說,人的觀念是有限的,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不懂就說不對。人的語言文字更是有限,不要看語言文字表達不出來,便斷然說沒有道理。

我們開頭所提美國佬逼人要的答案,是個二分法的例子--然或否。其格式有如考試裡的是非題。許多是非題,題目出得不好,無法適當的回答,因為不可能用二分法妥善的解決。譬如說,「光以波的方式傳布,是或非?」這話亦然亦否。身經百考的同學們,總不免遇過如此悶氣的題目。對於是非解決不了的問題,有智慧的人,打破兩分法的限制,用三分,甚至四分或多分法來處理,是非題變成了選擇題。

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 1917-63 美國第35任總統),便是有這種智慧的人。有一天,他在白宮的橢圓廳裡和幾位閣員開會。窗外,推剪得整齊的草地,在豔陽下綠油油的發光。突然間,總統的小女兒卡洛琳(Caroline Kennedy 1957-),從草地的那頭,直奔而來。她又蹦又跳,興奮非常,像個可愛的小汽球,就要騰空飛去。甘迺迪晚婚,他疼小孩是有名的,在橢圓廳內,笑容可掬的迎著她。卡洛琳一躍便飛入爹爹的手,被高高的舉起。甘迺迪何等的精明,早已察覺她神態非常,於是正色的問:「卡洛琳,你這麼興奮,是不是又偷吃糖啦?」她害羞忸怩,低頭不語。甘迺迪於是迫問:「你跟我說呀!是或不是…」他想了一下,又繼續說:「說是,或不是或也許!」(Tell me yes, or no…or maybe!)閣員們轟然大笑,這段小插曲,一時傳為美談。

中國人講究含蓄,也能容忍兩可的說法,其真意在網開一面,不要處處趕盡殺絕。在這一點上,講含蓄或容忍兩可的說法與講厚道是相通的。甘迺迪的「也許」,便自然的流露他待人的厚道。可是一般美國佬,在守厚道上與甘迺迪有所不同。有的美國佬定了時間和地點,恭請你去飯館,不料吃完了,竟面不改色理所當然的請你掏腰包,負責自己那一份。不僅如此,他還像小學生考數學一樣,把一角一分都計算清楚,對剛來美國的中國人來說,儘管先前吃喝得再痛快,最後看美國佬亮出殺手鐗,前功盡棄,胃口倒光。

 

是非題或選擇題?

 

講究含蓄、容忍兩可的說法,這種精神無論對人或物都值得視情況採用。表現在道德修養、待人處世上是敦守厚道;表現在求知窮理、研究學問上則是善持謙虛。就謙虛來說,在沒有完全瞭解真象、獲得答案之前,誠心求真理的學者,誰有把握先把結果可能出現的方式,嚴格死板的規定好呢?誰知道答案的格式應該是用二分法或是非題呢?還是用多分法成選擇題呢?多分法之中又該有多少個選擇呢?

如果預先決定採用是非題的格式,萬一答案中百分之五十是,百分之五十非,半斤八兩,算是還是非?怎麼辦?有時百分之五十一是、百分之四十九非;又有時,百分之九十九是、百分之一非。照是非二分法的格式,兩者答案都應該算「是」。可是實際上兩者相去甚遠。把它們硬算成一樣,這種粗略的歸類方法,客觀公平嗎?

是非題有毛病,固然可以用選擇題補救。但是選擇題,也不永遠是完美的。選擇題的答案可能有三個,可能有四個,也可能有五個…十個,甚至更多。選擇題雖然比是非題更詳盡周到,更能表示刻劃微妙細緻的分別,但是沒有全盤瞭解事情的真象,沒有徹底獲得解答之前,誰也沒有把握,擬定足夠的選擇項目來包括一切可能,而保險真正答案沒有被漏掉。

所以真正研究學問的人,謙虛為懷,在沒有全盤瞭解事情真象之前,不敢預先嚴格規定答案方式。真正謙虛的學者,為了追求真理,在過程之中,不敢不講究含蓄,容忍兩可的說法。否則,很可能誤入歧途,走火入魔,犯執著病,鑽牛角尖,白費了可貴的光陰和精神而不自覺,下面一個簡短的故事,或許可以襯托出這個不易說明的道理。

 

佛滅了去哪裡?

 

話說兩千五百年前的印度北部,有國名迦毗羅衛(Kapilavatsu),其太子釋迦(公元前五六三~四八三),放棄榮華富貴,追求真理,悟道於菩提樹下。於是設壇講學,名聲遠播。有一天來了一位外道婆羅門求見。他向釋迦敬禮後便說:「偉大的佛陀啊!我很想從此一輩子追隨您學道。可是我有一個問題,請您圓滿解答。否則,對不起,我必須離開。」

釋迦說:「先生不遠千里而來,難得之甚,有什麼問題啊?很樂意同你一起研究。」

「偉大的佛陀啊!我的問題是這樣的:有一天當您圓寂了,請問您到那兒去了?是東邊呢、西邊呢、南邊呢、還是北邊呢?是上邊呢、還是下邊呢?」

「這位可敬的先生,你研究問題的精神可嘉,可惜你提出問題的方式不理想。恐怕花一輩子的時間,還得不到圓滿的解答。而時間白白的浪費,智慧卻沒有增加。為什麼呢?讓我慢慢解釋。我也有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你進入深山,不幸迷路,黑夜降臨,寒風四起,你怎麼辦呢?」

「我會撿一大把枯枝。」

「然後呢?」

「我就生火來照明、取暖。」

「當那堆枯枝燒完了,請問火到哪兒去了?是東邊呢、西邊呢、南邊呢、還是北邊呢?是上邊呢、還是下邊呢?」

「………………」

這位婆羅門無言以對。

可是先前,他還自以為周到,在沒有全盤瞭解真相之前,便把答案的形式嚴格規定好,他採用了選擇多分法的方式,並且擬定了多至六項的可能答案──除了一般應用的東西南北四項之外,有心的添增了上下兩項。不料理想的答案還是沒有被包括進去。他的問題沒有設計好,和他的態度不夠謙虛有關。他過份自信,以為答案一定在六個可能面向之中。結果,鑽進牛角尖,落入困境。換言之,他不講含蓄,不留商量的餘地;不容兩可的說法,死板的規定了答案的形式。他忽略了其他的可能:說不定答案在六條項目以外,也說不定問題的方向走錯了。這就是在研究學問、追求真理上,不講含蓄、不容兩可的說法,所造成的危險。可是在求知上,究竟應該怎麼做才算妥當呢?下面是一個實例。

保留給未知的神

古希臘的文化,燦爛一時,眾所週知。一般學者公認,它和重直覺和情感的中國文化不同。古希臘文化,重邏輯和理智。它的長處之一是條理清晰,文辭明白,如果同樣解釋一條道理,古希臘的學者,可能要比中國的學者花更多的篇幅和時間。他們這種按部就班,寧願囉嗦,不願語焉不詳的精神是很顯著的特點。像柏拉圖的《理想國》(Plato,The Republic),記載他老師蘇格拉底(公元前四七○~三九九)的言行,便是個很好的代表。

西方聖人蘇氏生時,正是東方聖人孔子(公元前五五三~四七九年)死後九年。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頭看,兩位大聖人算作同時的人物,可以相提並論。孔子的《論語》,像《理想國》一樣是門徒記載老師的言行,傳老師之智慧於後世。《論語》言簡義深,風格和《理想國》之清晰明白成強烈對比。《論語》的一句話,微言大義,常包含多重意義,而且點到為止。對於美國人--反對含蓄,不耐兩可的說法--來說,是不容易接受的。然而,柏拉圖的作品,道理固然深遠,字面的意思,卻像清溪一般的透明,讀起來有如行雲流水般的順暢。又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之內又有一層,可是層層剝開之步驟,卻是井然有序,幾乎像機械操作一般的簡明。

話又說回來,古希臘的文化,雖然重理智邏輯,求清晰明白。而它在講含蓄、預留自己不知道空間的方面,並不後人。從下面一件小事,或許可以看出古希臘人的智慧高妙。像一盞明燈,在幽暗的歷史甬道的另一端,閃閃發光。

古希臘人信奉多神,有名的雅典娜(Athena)司智慧,婀芙黛(Aphrodite)主愛情,宙斯(Zeus)管道德規範,阿雷氏(Ares)轄殺戮戰爭,阿波羅(Apollo)顧療養詩歌等等,今日我們遊希臘神廟,會看到諸神巨像林立,各據尊位。可是其中之一,有座無像,神台上空空如也,神台下的基石銘刻了說明:「謹以此尊位,保留給未知之神。」

古希臘人,到底智慧不凡,惟其智慧高超,所以自知有限。因此認為一定還有自己不知道的神,虛位以待。他們對未知之事,留有轉圜的餘地。這和孔子所說的「多聞闕疑」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無相通之處。蘇格拉底的謙虛精神也是如此:他對迫害審問他的人說:你們問我知道什麼?「憑良心說,我對任何事情─無論大小都不夠有智慧對不知道的事,我決不認為我知道。」[4]

古希臘人,一方面窮研事理、明辨毫末;而另一方面卻承認未知,容認未知。對於不清楚的事,不妄作判斷。這種精神是多麼的可愛!就這一點來說 ,古希臘人和中國人是相通的。古希臘和中國,甚至西方和東方,外在風格截然不同,而在內在智慧最高的表現上,兩者是一致的。雖然西方清晰透明的風格,不同於東方的凝重深奧,卻同樣以含蓄容忍來表現最高的境界。

今天,如果有人盲目的嚮往西方,全心崇尚美國人直接了當的作風,而捨棄中國人含蓄的精神。筆者奉勸他不要忽略:美國文明的老祖宗是古希臘文化;美國文化的新前鋒是近代物理學,而在兩者之中,含蓄容忍的精神都佔了極高的地位。鄙夷含蓄精神豈不是鄙夷西方文明之最深根源和最高表現嗎?丟了中國老祖宗的遺產,卻接不到美國新祖宗的財寶,兩頭不著邊際,豈不可悲!

 

後記(200943):今日台灣落入政治惡鬥、國家癱瘓的困境。兩種敵對而極端的思維,充塞了言論的舞台:非統即獨,非獨即統;非友即敵。講究含蓄,容忍黑白以外灰色存在的精神,是我們的盲點。或許,這也是台灣病態的解藥。

這篇是廿五年以前的想法。今天看來有它的侷限。在思維和語言上,含蓄和容忍可以是美德;但是在行動上,方針必需明確。在十字路口猶疑不決是危險的。即使內心方向不確定,還是要用明確的行動,一步一步的走過「嚐試─失敗─修正」的道路,才能突破困境。

希望台灣能夠早日度過當前「學習的曲線」,到達成熟的民主境地。



[1] “Influence of Democracy on the Feelings of the Americans: Why Democratic Nations Show a More Ardent and Enduring Love of Equality Than of Liberty”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pp. 99-103.

 

[2] 他的名著至今仍被人廣泛的研究有關美國人喜歡訴訟,請見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pp.281-97.

[3] 這叫「波浪-粒子兩面性」(wave-particle duality) “Physicists no longer could accept the proposition that light is either a particle or a wave because they had ‘proved’ to themselves that it was both, depending on how they looked at it.” Gary Zukav, 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 An Overview of the New Physic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9) p.65.

[4] “For I know in my conscience that I am not wise in anything, great or small…    what I do not know I don’t think I do.”  “The Apology” Great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by W.H.D. Rouse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56) p.427.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林中斌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