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斌 部落格 / Blog Chong-Pin Lin

林中斌

文韜武略的現代蘇東坡

《我的學思歷程：通識講座系列 No.05》(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12月)頁100-131

accessed July 3, 2020

緣起

 

 2006年5月29日，筆者應台大通識教育講座的邀請，前赴母校演講分享《我的學思歷程》心得。演講內容經過台大出版中心整理，與其他11位校友和老師的演講文字，於2011年12月共同納入《我的學思歷程：通識講座系列》第五冊出版。

他們11位包括姚孟肇、盧克宙、惠敏法師、賴英照、單國璽、賴其萬、如證法師、劉必榮、李家同、許芳宜、歐晉德等[1]，使參與演講出版隊伍的筆者備感榮幸。

   1998年台大開辦「我的學思歷程」通識教育講座。目的是「讓學生在結束課程後，體驗不同的知識饗宴，也為學生提供另一個思考人生的空間[2]」。至2011年底之前，講演內容化為文字出版《我的學思歷程：通識講座系列》書籍已有4冊。

內文

 

現任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及戰略研究所教授

 

學歷

■臺灣大學地質系學士 (1965)

■美國保齡格綠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地質碩士 (1969)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企管碩士 (1975)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系碩士、博士 (1981 & 1986)

 

經歷

■加拿大Johns-Manville公司地質師（1969-1973，1976-1977）

■美國Manville公司資深地質師及財務分析師 (1977-1978)

■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EI）專任學者兼亞洲部副主任（1987-1995）。

 同一時期並先後擔任：

■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及政治系兼任教授（1987-1995）。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1995-199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6 -1999）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一副主委兼發言人(2000-2002)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2002-2003)

■國防部軍政副部長(2003-2004)

 

榮譽

■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榮譽學會會長（President of Pi Sigma Alpha,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1-1982）

■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系博士論文優異獎（distinction）（1986）

■美國Patriots雜誌選為全國84位傑出亞太裔人士之一（1990.5）

■美國全國工業休閒協會攝影比賽人物組首獎（1977.9）

■美國科羅拉多州攝影協會比賽首獎首獎（1977.11）

 

著作

■ China’s Nuclear Weapons Strategy: Tradition within Evolution（Lexington Books, 1988）

■《龍威》（湖南出版社, 1992）

■《核霸》（學生書局, 1999）

■《以智取勝》（全球防衛雜誌出版社, 2005）

■《偶爾言中》（黎明文化事業股份公司, 2008）

■《劍與花的歲月》（商訊文化出版, 2009）

■《全球磁變》（時報出版, 2011.12）

 

 

我與臺大有多重的緣分，除了先母在臺大中文系教書四十七年直至退休外，還有個非常獨特、感念母校的原因。

這要回溯到唸中學的時候，當時我常常在黑板上畫一個人的側面，同學就問：「你為什麼畫你自己的側面？」我說：「那不是我，那是另外一個人。」而且當時我還誇下海口，三十六歲以前不會結婚，他們覺得這種事怎麼可能預言呢？

後來我從臺大畢業，服完兵役後出國，一晃眼就是二十年。那時我在美國華府喬治城大學做國際關係的博士研究，於是花一個暑假的時間回臺灣收集資料，工作完成後非常疲累。為了恢復一下精神，我每天去當時臺大的露天游泳池游泳。游了一個禮拜之後，隔天就準備回美國。離臺的前一天，我比平常晚去游泳池，在游泳池看到一位女生（我現在的夫人）出現。

真不敢相信，我左看右看，她就是我中學時畫的那張臉。我內心激烈自我辯論：要做一生從沒做過的事嗎？當時我就繞著游泳池走三圈，愈走心跳愈快，一顆心幾乎快要從嘴巴跳出來了。這時突然想到莎士比亞的那句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改為：To speak or not to speak, that is the question。後來我心想，人生就這麼一次，所以很厚顏、很大膽地跟這位女孩說：「我可以坐下來嗎？」這位女孩是暑假第一天去游泳池。那天她比平常去的早一點，而我比平常去的晚一點。那時她才剛唸完大一，而且是游泳校隊。十年後我們結婚了，到現在已經結婚十一年了，還沒有吵過架。所以我非常感念母校，還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原因。我想，不論以前或以後都不會再有這種際遇了。

 

 

 

發掘潛流 開拓眼界

 

「我的學思歷程」這個題目是不限於本科的學習，也不限於在臺大的那幾年時間，更不限於在臺大的校園空間。所以我想大家第一個要問的，就是以前我是學地質的，這跟我後來從事的領域有什麼關係？其實，當中有幾件事啟發了我：第一個就是我從地質裡瞭解到有地層之分，上一層和下一層可能不一樣。後來我分析政治也是用這個方法來看，一個事情的表象，常常與裡面實際的情形不一樣。所以我鼓勵同學要注意趨勢的潛流，有一天潛流會浮出來變成顯流。就像地質，埋在下面的石頭經過侵蝕，有一天它會曝露在地表。所以這是地質對我的第一個啟發，我特別注重還未浮到表面上的因素。

第二個啟發就是自然科學告訴我，一件事物最完美的狀態是最簡單的，往往一個公式就足以表達一個大道理。所以我學人文科學時就跟人文科學背景的同學不大一樣。同學喜歡用很多的文字的表達，我則盡量用最精簡的文字處理。當時也有老師批評我說：「不像話嘛，考試作答怎麼一行就寫完了。」但是我後來發現，在忙碌的社會裡這招還滿管用的，因為大家都沒有耐性。例如演講，要是講得太長，大家都睡著了。所以以後我就喜歡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呈現一件事情或一個觀念。我在國防部時也鼓勵國軍同仁儘量採行「簡明風」，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廢話少說。

第三個啟發是自然科學告訴我，沒有證據就不要說話。你要假設每位觀眾或讀者基本上都是站在懷疑你的立場，所以你無法用自由心證來說明一件事情。你無法說：「我認為怎樣怎樣，所以如何如何。」你認為如此，別人不見得也認為如此。因此我會較為謹慎，盡量呈現時間、地點、人、事、數字，讓證據自己說話。

第四個啟發是地質學要求跑野外，讓我接觸山水熟悉大自然。那是另外一個世界。人生有時候需要從山水獲得慰藉。山水是非常便利的良藥，在需要的時候，它隨時都在，給我很多的力量。

 

至於後來學企業管理、學財務，對我的影響是什麼？我想，最重要的是它開啟了我的視野，於是我看到經濟的世界。例如以前想買東西就買，有錢就存。後來發現不應該這樣。錢隨著時間會減少，這叫作「金錢的時間價值」（time value of money）。所以有人說，紐約是數百年前英國移民者用24塊美金向印地安人買來的；數百年後，紐約有幾兆美金的產值。乍聽似乎令人不敢相信，但是你用百分之十的年利率去算，果然就是這麼多。於是我對錢開始有新的觀念。最後，我學到的是：利潤高而好賺的標的，一定風險高，風險低的一定不好賺，這叫做「風險報酬的抵換關係」（risk-return trade-off）。從此我注意到以前忽略的經濟的因素。後來研究國際關係、中國大陸問題，當我看到經濟數據時，不至於把眼睛閉起來，我會去思考它代表的意義。

 

 

層面一：突破專業

 

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從五個層面來講。第一個層面是突破專業，專業固然重要，可是必須在專業以外擴展你的眼界。舉個例子來說，學物理的人都曉得尼爾斯‧波爾（Niels Bohr，1885 -1962），他是192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1947年被丹麥國王封為武士。當他要去受封時，委員會的人問他：「波爾教授，國王要封你為武士，請問您的武士盾牌上想用什麼樣的徽紋？有些人使用獅子、老鷹、百合花，您的徽紋是什麼呢？」波爾回答：「我的徽紋是太極圖。」

 

超越極限，增加專業競爭力。這個事情在當時乏人注意。1975年，有一位物理學者福立傑夫柯普樂˙柯普樂（Fritjof Capra），觀察到現代物理有很多現象與東方的神祕學相似，於是出版了非常重要的書《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但是卡普拉在寫這本書之前，覺得很害怕，因為這是個離經叛道的作法，所以他去請教波爾。波爾說：「我告訴你，現在是時候了，你可以寫。當時我不敢承認，在1922年得諾貝爾獎之前，我非常迷戀中國古代的哲學、印度的神祕學與宗教，因為我認為那些是與物理學相通的。但那時我沒這個膽量公開承認，你現在可以寫了。」

波爾的學生兼朋友，也就是193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 -1976），他後來也向柯普樂承認，自己對中國古時候的哲學和印度的神祕學著迷。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不約而同受到了看來跟物理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東方神祕思想啟發，促使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因而在物理學上有所突破。

後來波爾提出量子力學，把愛因斯坦的學說壓比下去。愛因斯坦只是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但波爾及他的兒子均獲得諾貝爾獎，甚至有好幾位學生也得到諾貝爾獎。

所以，在專業領域之外開拓其他的視野，對自己的專業會有很大且意想不到的幫助。因為到後來，同一個領域裡的競爭者功力都相差不遠。諸位想想看，經過10年、20年在同一領域鑽研下去，大家的技術不都難分伯仲嗎？那要憑藉什麼出類拔萃？憑藉的就是另一隻眼睛，仰賴另一個視野來做進一步的突破。所以，突破專業的第一個好處是超越極限。

我的藝術家朋友跟我說，大家都喜歡梵谷，但是從藝術家的眼睛來看，高更的技術比梵谷更好。不論是純技術上、彩色的應用上，高更都優於梵谷。然而為什麼梵谷這麼受歡迎呢？因為梵谷的一生過得很痛苦，諸位曉得梵谷原本想當傳教士，他有崇高的理想，而且他的詩寫得非常好。年輕時他寫給弟弟的信裡提到：「我有一個預感，我們將來要做偉大的事情。」但是沒想到神學院把他當掉了，他沒辦法當傳教士。梵谷將人生的坎坷、內心的痛苦、甚至割掉自己的耳朵等這些重大衝擊，都表現在藝術上，這也是為什麼他的畫作具有震撼的力量，感動人們的靈魂。因此並不是因為梵谷的技術比高更好，而是梵谷在藝術之外的生命經驗，使得他的畫作突破一般格局，登峰造極。

其他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像政治學裡重要的「社會契約說」（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創始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 -1704），原來是位醫生，還會開刀動外科手術。國際關係學大師何爾門˙卡恩（Herman Kahn，1922 -1983），原來是學物理出身。還有大家知道非常了不起的經濟學大師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 -1790），原來不是研究經濟學，而是研究倫理學或道德哲學。他從人性和倫理的觀點切入經濟學，所呈現出來的結果令大家不敢相信，好像很功利，其實並非完全如此。但由於他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經濟學，才有突破、創見。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有成就人的靈感和動力來自事業以外的領域，因而有所突破。波蘭二十世紀初期建國時的總理伊格納西˙帕得內夫司基（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 -1941），是一位偉大的鋼琴家及作曲家。鋼琴演奏和音樂創作帶給他的熱情和國際知名度，讓他以此貢獻給祖國。一次大戰期間，他以音樂喚起波蘭人的愛國心，奔走國際爭取奧援、募款推動建立獨立的波蘭共和國。

此外，還有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 -1965）。我們都曉得他在二次大戰最艱苦危險的時期，面臨納粹德國強大的軍事威脅下，拯救了英國。他是政治上的偉人，但是他的文學造詣也非常傑出，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此外他的風景畫，走印象派風格，也另有意境。

另外還有廿一世紀初期的日本總理小泉純一郎（1942 -）。他是十幾年來第一個在位這麼久的總理（2001 -2006）。他在任內數次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包括郵政民營化。此外還有， 2005年9月的日本國內選舉。當時，大家都說他一定會敗選，沒想到大勝。小泉有一個祕密 -- 非常喜歡西方歌劇。當他仍在內閣任職時，老闆森喜郎首相經常找不到他。更早在國會任議員時，小泉也常常在國會失蹤，祕書不曉得他的去處。其實是，他溜到歌劇院看歌劇[3]。此外他也很喜歡歷史。我覺得小泉從歌劇和歷史中得到了很多的靈感，跟一般政客相比，他常有新的招數。

再舉另一位比較有爭議性的人物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為例。我們姑且先不評論他的政治立場。你喜不喜歡他是另外一回事，這裡只研究他如何融合不同領域以發揮政治才能的做法。他的競爭對手很難跟他過招，因為他會拉小提琴，擅長劍道，而且不斷的在閱讀新書。他的靈感來自四面八方，別的政治人物如何跟他競爭呢？

從專業以外得到的知識，可以增加你在專業裡的競爭力，這是第一個好處。

 

 避免孤芳自賞，促進隔行溝通。第二個好處是，如果你在本身的專業以外涉獵另一個領域，可以避免劃地自限、孤芳自賞。有句話說： “An expert is one who knows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專家就是對更少的事務知道得更多)。如果用數學極限的觀念把以上個想法推展到最大： “The maximum of an expert is the one who knows all about nothing” (極端的專家就是對虛無知道一切)。如此豈不荒謬？

所以說，專家固然不簡單，但是專家如果太過專精就危險了。我記得當時在華府求學時，有人跟我講這個笑話：有政治學者花很長的時間做一個深度研究，題目是「英國威爾斯左撇子礦工的投票行為」（The voting behavior of the left-handed Welsh miners）。題目看來冠冕堂皇，但是好不容易做出結果後，又如何呢？So what? Who cares? 學術價值何在？貢獻社會何在？

後來，我聽說真的有這類事發生。就是在「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裡，有個人申請到一筆經費，用來研究「為什麼騎腳踏車會跌下來？」So what? 做出結果又如何？

專家一定要隨時想到，所鑽研的題目到底對人類對世界有何意義？是否這個 “less” (專精)幾近於 “nothing”(虛無)？否則是很危險的事情。同時我也注意到每一項專業都有它自己的領域，在它的領域裡認為理所當然的事，領域外的別人可能很難理解。

我還記得當時唸自然科學的時候，同學都很看不起那些骯髒的政客、貪心的商人。後來，我學商業管理的時候，同學又很看不起那些一天到晚關在實驗室、不事生產的科學家，以及夸夸而談不務實際的政治人物。後來我學政治學的時候，同學又批評說：「唉，那些天真的科學家，那些沒有祖國觀念、唯利是圖的商人！」每個人從自己的領域裡看其他領域的人都覺得很不以為然。我們把每個領域裡認為天經地義的道理拿出來，別的領域的人都不認同。

例如，我在商學院修課時，師生都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是：從商的目的在於增加持股人的財富(maximizing the wealth of the stockholders)，或者最重要的就是獲得淨利還不僅是毛利 (What counts is the bottom line – the net profit not just the gross profit)。後來一位也學過商的小學同學有所感的告訴我：「你曉得嗎？這就是古時候中國人講的『唯利是圖』！我們學商就是在學如何『唯利是圖』! 」如此說來，學商簡直是鄙夷不堪。可是在備受尊敬的國際知名商學院裡，「增加持股人的財富」，或「獲得淨利」都是光明正大的目標。

所以說，隔行如隔山。你曉得其他領域的看法，就不會那麼執著自以為是。而且比較容易與人溝通，比較會有立體、多面向的看法。

 

鑽出牛角尖，創新突破。第三個好處是，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新趨向是「整合」。過去西方哲學的鼻祖之一亞里斯多德喜歡「分類」，他把植物分為很多類，又把政治制度分為很多類，喜歡化整為零，強調分析、分隔、分類。這成了傳統西方思維的特點。到了1960/1970年代，社會科學裡的「行為主義」聲勢到達高峰 — 只論人外表的行為因為外表行為可以觀察甚至可以量化，而不論其內心的想法因為內心的活動別人無法觀察或測量。可是「行為主義」把社會科學當作物質科學研究，其盲點住漸浮現。於是，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為彌補行為主義的盲點因而逐漸抬頭。區分領域個別研究清楚是一回事，但是怎麼整合則是一門大學問，這就叫做跨領域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例如在座的臺大理學院羅清華院長，他不只精通地質，還涉獵物理、天文，這就是現在新的走向。並非以前強調專精不好，而是現在要跨領域整合。結合不同的科系，而獲得創新的突破。擴展超出專業的領域，擁有新的眼界，鑽出牛角尖。

 

層面二：文武合一、經天緯地

 

第二個層面，我想說的是，除了學科以外，不要忘了你的身體，也不要忘了你的靈魂。當年打敗拿破崙的威靈頓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居然很會拉小提琴。本來我很懷疑這件事，於是找出記載此事的書，發現他的確擅長拉小提琴。在他年輕時，哥哥是幾個兄弟中比較突出的，頗被父母看好。而他的父母認為威靈頓公爵唯一可取之處就是小提琴琴藝不錯[4]。這一點看起來好像跟打仗沒關係，但我相信是有關連的。在滑鐵盧一役大勝後，威靈頓公爵的私人醫生在統帥營裡看見他流淚，便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許多我軍士兵陣亡了，敵人的士兵也死傷慘重[5]。」他有這種胸懷，避免濫用武力，才成為偉大的戰略家。所以威靈頓公爵後來當了兩任英國首相，不是沒有原因。

再看另一個例子，諸位都曉得古代鼎鼎大名的文學天才蘇軾。一直到前幾年舍弟林中明告訴我，才曉得原來他是兵部尚書，也就是現在的國防部長。蘇軾卸任以後，因為看不慣朝廷的情況，自動請調到定州邊關鎮守，擔任相當於今天的金門防衛部司令。去了以後發現當地的飛箭部隊已經荒廢了，所以他把這群射箭的人集合在一起，組成六千人的「長弓手」部隊，從早到晚演練。於是蘇軾鎮守邊疆的那段時間裡，北方的敵人契丹不敢來犯。後來有些教文學、歷史的教授朋友質疑說：「我研究一輩子都不知此事。你怎麼曉得蘇軾是國防部長？拿出證據來。」證據就在藝文書局出版的《宋史》卷338，列傳，頁15/16裡：「軾…兵部尚書…定州。」

我們知道孔子是儒家祖師。一般以為儒家都是文弱書生，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六藝裡面，有三分之一是和「武」有關，像是射箭、騎馬和駕馬車。何以見得孔子的射箭技術高明？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他能講出這麼瀟灑的話，表示他常贏，若每次射箭都輸的話，會講這種話嗎？他射箭的確很高明，另一段話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射箭技術高明，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論語八佾第三) 意思是說射箭比賽不以穿透為主，主要看是否射得準確。另外，孔子又說：「吾何執？執禦乎，執射乎？吾執禦矣。」(論語子罕第九) 所以孔夫子不是文弱書生，我們是被後來的科舉制度誤導了，因為皇帝怕這些人造反，所以把文人變成純文人，武人變成純武人，其實真正的儒家傳統是文武合一。以上的研究也是舍弟林中明分享的。

一代大儒朱熹，沒想到皇帝給他的封號不是文學博士，也不是哲學博士，而是武學博士，因為他很會打仗。當時他去嶽麓書院附近任官，早上練兵，下午拼經濟，晚上講學。嶽麓書院有一千名學生，當時沒有麥克風，六十五歲的老人講課一定要中氣十足。大家想想看，這樣的朱熹會是文弱書生嗎？絕對不是！所以他無愧為武學博士。

再舉個例子，我們讀到辛棄疾的詞非常感動，也只曉得他會打仗，但沒想到他是如此地擅長打仗，不只是指揮大軍作戰，還可以衝到敵人金兵陣營裡抓叛徒張國安回來，歷史都有記載，所以他的確是文武合一。

再來是王陽明，陽明山以他命名，又是一代大儒及理學大師，諸位有空可以去讀王陽明的故事。他的專長主要是打仗與治理，還有處理經濟問題。在他四十七歲時，當時正德皇帝的弟弟寧王造反，沒有人敢吭聲，王陽明主動發出討賊檄文，在三十五天之內，從無到有，集結了一個民兵組織，再從福建召來水兵，打敗寧王。他打敗寧王以後，皇帝身旁的太監就說：「你把寧王放了，皇帝要親自去抓他。」王陽明說：「再打仗又會死好多人，無法遵命！」所以皇帝周圍的人很討厭他，派了兩位將軍帶了北方的士兵監視他，但是王陽明訓練他的南方士兵，絕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過了兩個月後，北方的士兵發現王陽明很好，於是不罵了。兩位將軍十分氣憤，就找王陽明的麻煩：「聽說你很會射箭，跟你比試一下！」這時南方的兵、北方的兵分立兩旁。射箭距離，差不多就是今天的七十五公尺吧。王陽明說了聲「請」，第一位將軍上前拉弓，三箭都未中標靶，找了個藉口說：「啊，最近我比較累。」第二位將軍上去，三箭中一，隨口搪塞說：「唉，水土不服。」接著王陽明慢慢站起來，射了三箭，藝文書局出版的《明史》卷195，列傳，頁7/8有記載：「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由此可知，王陽明不是我們所認為一天到晚只想著理學的大師，他的理學是在打仗、處理政務以外的空閒時間思索而得再傳授給學生的。最後王陽明等於是戰死的，因為明世宗要他去兩廣平亂，沒想到幾年平不了的亂，他只花幾個月就平定了。兩廣戰役之後，他因生病在歸鄉途中卒於舟上，享年五十七歲。卒後，朝廷予諡文成，贈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後又追封為新建侯。由此可知，儒家的傳統是文武合一。以上的研究再一度感謝舍弟林中明的分享的。

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在西洋文化傳統裡，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最重要教育的就是音樂和運動。因為音樂可以提升我們的靈魂，陶冶我們的心性；運動鍛鍊我們獲得堅強的身體，培養我們的勇氣和魄力，以克服困難改善現實。這兩者一內一外，要相輔相成，合而為一。

音樂和運動還有其他好處。我剛說過，人生不可能永遠順利如意。最危險的就是當一個人一帆風順，很順利拿到學位，有了成就，結果到了四十歲才發現「我到底在做什麼？」於是放蕩不拘，身敗名裂，或罹憂鬱症，無法自拔。

即使沒有中年危機，人生也一定有很多起伏。在高低起伏的過程中，需要有些方法來調適自我。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游泳一千六百公尺，游完之後通體舒暢，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忘掉了；或是登山健行一整天，也可以忘卻許多煩惱；不然在家聆聽巴哈，聽完也忘了俗事。這些都是非常好的自我療癒法寶，不要忘了，它可以在你最窮困、最孤獨、最失意的時候拯救你。就是這些專業學科以外的興趣，讓我們不必、也不會變成面目可憎之人，因為我們有許多的興趣，讓人生非常更豐富，而且可以與很多朋友共享，讓人生變得很快樂。

 

層面三：The unspeakable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第三個層面想跟大家分享，除了學科、音樂、體育之外，還有就是所謂的EQ。一般人認知EQ是天生的，沒辦法學，我不太同意這個看法，EQ是可以培養的，從我自己的經驗可以看得出來。小時候我非常欠缺EQ，記得有次媽媽對我說：「我現在很累了，如果客人來了，就說我不在家。」豈知客人一來，我把大門一開就喊道：「李媽媽來了！」然後又跟李媽媽說：「我媽說，她不在家。」結果媽媽很生氣：「明明叫你說『媽媽不在家』，為什麼你跟客人講媽媽在家？」我回嘴說：「你不是告訴我要誠實嗎？」這就是沒有EQ。等我栽過很多次觔斗之後，才發現IQ之外還有EQ。EQ是另一個層次，另一個次元，我覺得這是可以訓練的，最簡單的三件事是：學會聽、學會問、學會講。這個對我得來不易，經過無數次的起伏挫折，跌了鼻青眼腫以後，才學會「聽」。聽，是聽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通常是說不出口（unspeakable）的，尤其是遇有爭議的事情，通常當事人不會講真正的原因。所以一定要仔細聽、注意看他的肢語言，判斷他真正要講的是什麼。所以一定要非常注意聆聽，不能打斷別人講話，要非常尊重對方，而且要真正聽進去。這需要經驗，但不是不可能學到。

 

有一位美國很有名、很有成就的女士，後來成為外交家。她長大後曾經述說小時候母親如何訓練她。媽媽會帶她出席晚宴，然後對她說：「今天有個作業給你，妳要跟三個人談天，妳要向每個人學到三件新的事情，回家後告訴我。」所以這個小女孩就在宴會裡主動去認識人，交了很多朋友。當然她必須和顏悅色彬彬有禮，讓別人接受她，然後向他們學習三件有意義的事情。這樣一來，每次參加晚宴後都會學到九件新事物。每個人都是一本很精采的書，不僅是高級知識分子，販夫走卒也都有很寶貴的故事。我坐計程車時常不斷地向司機問問題，學到很多有趣的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來源。甚至是搭乘電梯，尤其在國外，進了電梯遇到人一定會聊天、問問題，也一定會學到有趣的事，往往聊到後來彼此都很高興。所以要學會看（察言觀色）、學會問、學會聽。問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方式，請教別人時要很謙虛，但是也要會問尖銳的問題來質疑別人。要學會如何問問題，被請教的人才會覺得很高興，這是第一步。每個人都有自認為值得驕傲的事，問對那些事，他們一定會很樂意告訴你。

 

我在美國唸MBA時，暑假有個計畫是拜訪大公司的老闆，請教他們的心得。我先寫信，再打電話約時間。奇怪的是，雖然這些大人物很忙，但是都很願意接待我這位東方學生。我問了幾個問題，包括「請問您覺得最重要成功的祕訣是什麼？」或是「請問您所學MBA訓練，畢業後在實務上運用到多少？」之類的，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每次談完都有很多收穫。後來我到別的學校唸國際關係，發現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對我所欣賞的教授，一定在我跟他沒有任何利益關係之後，請他吃頓飯，問他的祕訣何在。每位教授都有不同的祕訣，他會很樂意告訴你。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收穫。

 

再來就是要學會講，這是我請教過一位教授所獲得的祕訣。因為他在課堂上講得太精采了，所說的每個字都很重要，而且他講得不急不徐，把他講的內容抄錄下來就是一篇文章。我問他：「請問您講課的祕訣是什麼？」他說：「眼神交流（eye contact）。」我說：「真的嗎？」我不覺得他當時講課有一直看著我們，也許都忙著低頭寫筆記。他再度強調：「的確是眼神交流。」他教書的方法是：講義自己寫（一小時課要花八小時寫講義）；進教室上課之前先大聲朗誦三遍，唸到連他的兒子都會背了；一定要先做暖身（嘴部）運動，進教室之後就不要再看講義。眼神接觸的好處，就是當看到學生想睡覺時，得變些新把戲出來（如拉高聲調、講個笑話等）。當發現大家有困惑的表情時，就要多講解一點。這是非常重要的訣竅，甚至面對幾千名聽眾也一樣，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共享的心得。所以我認為所謂的EQ是可以訓練的，除了講話外，多多注意如何進退、餐桌禮儀、得體衣著，使我們的為人更加周到而全面。

 

層面四：留學心得

 

第四個層面是我的留學心得。其實所謂的心得經驗，都是犯過錯誤的代名詞。說穿了，心得經驗就是以前搞砸了，於是遭受痛苦，之後所獲得的教訓。

 

送禮要小心。第一個經驗是送禮要小心。我第一次出國，剛到俄亥俄州的保齡格綠（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大學見我的指導教授，便還送了小禮物（花蓮的玉石領帶夾）。沒想到，後來我上他的課雖然成績都得Ａ，但是他在學校一直打壓我。當時實在想不透，為什麼他老是找我麻煩？後來才領悟到：指導教授以為我送禮是要賄賂他。從此我學乖了，見到教授絕不送禮，直到我與對方沒有利益關係為止。請在座的同學們注意這一點，因為臺灣的學生很有禮貌，也懂得尊師重道，但是有時候外國人並不是這樣解讀。

 

表露尊重別人的存在。第二個經驗就是要表示表露尊重別人的存在，或者至少要表露知曉別人在你的身邊。國內的習慣是遇到跟我不相關的人，不要隨便視線交會，因為怕多看一眼會惹禍上身。但是在國外不一樣，尤其是美國，即使是你不認得的人，在走廊擦身而過也要點個頭，或至少要微笑地看對方一眼。

我出國12年後，才去華府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唸博士。剛到不久，許多教授我都不認得。有次去我的授課教授的辦公室，他正好不在。我正在專心讀他辦公室門上的布告時，眼睛的餘光瞄見另一位教授在我身後走過來。心想我正在看布告，不需要轉過頭來致意或打招呼吧。然後我聽到「砰」的一聲，他把門猛摔關上。當時我還覺得納悶，我又沒說什麼、沒做什麼，他為何生氣？下次我在走廊上再見到他的時候，他的臉漲紅了起來，好像見著仇人似的。我才曉得我已經得罪他了。為什麼？

後來我才領悟到：因為他認為「你忽視我的存在」。這對美國人是一種污辱！這個教訓是我從錯誤裡學到的。經過很多年在系裡努力學習小心做人之後，才讓他對我的印象改觀。他後來終於向學弟妹肯定我出書等表現。但是當初，我選修這位教授的課，好不容易寫好的報告〈臺灣關係法〉，我自認為寫得不錯，想不到報告發下來，看到第一頁的評語就是Baloney！Bullshit！一直到報告的後半部才沒有出現負面評語。翻到最後一頁時看到他給了我Ａ--。

下學期我又選修了他的另一堂課，他要學生讀的，我都讀了，所以考試時我自認為考得不錯，結果沒想到得了Ｂ+。我跑去向他要回考卷，他的臉又脹紅了起來：「我們不把考卷還給學生的。」我想那都是源於第一次他對我的負面印象，只是因為我沒有重視他的存在。這是我的第二個留學經驗，跟大家分享。

 

不要仿效美國學生對教授的態度。第三個經驗是美國學生對教授輕鬆隨便的態度，你不一定可以仿效，因為你是外人。在美國常常看到學生把腳一翹，跟教授不尊稱其姓而直呼其名說： “Hey, Joe! I am not sure I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aying…”。美國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像對同學般的對待教授，而你絕對不行。你一定要很恭敬地稱呼教授「Professor」。如果你和美國學生做一樣的事，教授會作另外的解讀，他會認為你在展現文化優越感。再者，要避免對教授提出具挑戰性的問題。我剛提過，問問題有很多種方式，有恭維式、有挑戰式。雖然美國學生看似與教授平起平坐，但他們問的問題都不是挑戰式的問題，而是誇獎式、恭維式的問題。比如他們會對教授說：「你寫的東西我都讀了，令我印象深刻，而且還想多學一些，能否請你進一步談談其中某個觀點？」不要去挑戰教授，因為你還是個學生。

 

不要面帶高貴的微笑。第四個經驗是課堂上不要面帶高貴的微笑。這一點是我的個人痛苦得來的經驗，其他臺灣同學也有類似遭遇。我出國後的第7年，在UCLA商學院修一門市場學。這不是典型的一加一等於二的企業管理課，因為這位教授不光是教硬邦邦的計算而已，還會在課堂上講一些虛無飄渺的心理學。他常批評那些主修會計的人（accounting major），說他們的腦筋死得很。以前我在國內學到的是隨時要面帶有教養的微笑，表示你有風度，所以我仍遵行微笑法則。有一天，這位教授在幾十人的課堂上對我說： “Hey, Chong-Pin! You smile too much. You must be an accounting major.” 我一下課馬上向他道歉說：「我不是主修會計，也不想用會計方式思考，更沒看不起市場學的意思。」後來才回想起，以前有國內老同學跟我提過，在美國上課時不要一直微笑，因為美國教授會認為你有優越感，而且在譏笑他。在教授的眼裡，你的微笑看來像是嘲笑，所以要非常小心。後來內人對我說：「不見得吧，我對教授笑，他也對我很好啊。」所以也許是男同學對男教授要小心點，不要隨便亂笑，女同學則可能比較沒這個禁忌。

 

不要搶著付錢。第五個經驗是許多人一起吃飯時不要搶著付錢。有次美國男同學主動邀約禮拜六到外面吃飯，幾位女生陪同前往，因為他想幫我介紹女朋友。原本是他請客，吃完之後我卻搶著付了帳，第二天開始他就不理我了。在國內我們都講究要搶著付帳，為何我卻得罪美國同學？我想了很久，才領悟到：美國同學認為我不尊重他，尤其是在諸位女生面前。本來是他要請客，卻被我搶去鋒頭。後來我曉得了，凡事要看情況，不能隨便搶著請客。

 

不要隨便幫對方布菜（夾菜）。第六個經驗是吃飯時未徵得美國人同意，不要隨便幫對方布菜（夾菜）。中國人講究禮貌，會為別人布菜，可是美國人不見得喜歡，尤其是家教很好的人。他們的規矩是飯菜一定要吃完，即使是家裡很有錢的人也一樣。甚至甜點端出來，盤子上有一些巧克力醬，也會用麵包把它沾起來吃完，表示你的家教很好。可是你一直幫他布菜的話，他就吃不完，對他造成壓力。他們不喜歡被「強迫中獎」。那時我有位美國異性朋友，我請她的父母一塊用餐，結果我拼命地布菜，後來那位美國朋友很生氣，我才曉得不能亂布菜。

 

另外有一些華人在國外常犯的錯誤，例如遇有歐美人在的場合，用自己的語言大聲交談，歐美人認為這是很不禮貌的舉止，因為有可能你在罵他，而他不曉得。所以各位將來出國唸書，一旦遇到有外國人在的場合，一定要以英文交談表示尊重，否則會遭來白眼。其實，這已是西方人自己遵守的禮貌。例如，在加拿大英語區，搭乘電梯的荷蘭人之間講荷蘭文，一旦有加拿大人進入，他們馬上轉說英語。

以上是一些我錯誤的經驗和旁觀的心得，與大家分享，希望有所助益。

 

同學之間要互相幫助。另外，我覺得值得共享的一點心得是同學之間要互相幫助。因為進修學位不是一個零和遊戲，甚至彼此做同樣的論文題目都不一定要有你贏我輸的關係。記得我在寫博士論文時，題目是「中共的核子武器戰略」，另一位歷史系同學對我說：「我先決定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韓戰時期的中國核子政策』。我應該有優先的權利。」但他為人很好，仍然幫我很多忙，相對地我也幫他很多忙。最後兩人都獲得博士學位，而且兩本論文都出版了，皆大歡喜。我們成為好朋友。

所以同學之間不應是利害競爭，而是雙贏的關係。尤其與同學交換心得、互相幫助有很多好處。遇到與你的題目有關的資料，同學會告訴你；與他的題目有關的資料，你也會告訴他，兩隻眼睛變成四隻眼睛。再對外與其他的同學交換心得，兩隻眼睛就變成六隻眼睛、八隻眼睛、十隻眼睛，對大家都有好處。不要把國內這種鬥爭的習性帶到國外，對大家都沒好處。

 

層面五：學外語的訣竅

 

第五個層面是我學外語的小小心得。我在中學學了六年英文，到了臺大之後又學了幾年。地質系需要學兩年德文，兩年後我學出興趣來，所以又多學了幾年，算一算，我在臺大總共唸了五年德文，畢業後又學一年德文一共六年。英文從中學到大學，學了十一年。我在大學後期，又突然對法文產生興趣，跑去震旦語文中心學法文，學了九個月。沒想到，當時我對法文的掌握度比英文、德文還高。我常想這是為什麼？

大概是因為我在學法文的時候，會從不同方式進入情境。我不只學，還背常用詞和會話，像「謝謝」、「再見」。每個禮拜至少背五個句子，兩個禮拜背十句，三個禮拜背十五句，如果能背到一百句，別人就以為你很精通法文，因為你很快能脫口而出。在北美，如果你去高級餐廳，進門後你會先遇到餐廳經理（maître d’，法文全文為maître d’hotel）。他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他可以講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甚至講中文，但頂多不超過二十句，都是最常用的應對會話。可是人人以為他精通各國語言。

這個經驗很重要，學語文不要從艱澀的文法開始，要從實用的句子著手。最好的一個方法是自己覺得需要哪五個句子，就把它學起來。還需要哪五句，再把它學起來，記在本子上。每天早上唸幾遍。如此一來，你學到的東西馬上消化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進步神速，有需要的時候再去瞭解文法。

 

另外還有一點，諸位曉得歐洲的語言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與英文裡的「r」發音不一樣。在法文、德文裡的r，用滾動小舌頭發音。聲音類似「ㄏ」但並不相同。。像亨利，應該叫「昂合一」（發音類似但其實不同，但無法用中文表示），而不是「昂瑞一」。發不出來的話就是因為小舌頭沒有訓練。各位如果有興趣，每天早上漱口時訓練滾動你的小舌頭一分鐘，過一陣子，應該能成功。運用到大舌頭的西班牙文、義大利文、俄文也絕對可以滾棟大舌頭訓練。做這個練習，學習語文就可以很道地。

後來從事礦物探勘，老闆打算送我去巴西找石棉礦。我於是去Berlitz語言中心學了葡萄牙文，還查字典作葡萄牙文詩。葡萄牙文裡，r在字首需要用小舌頭；r在字中間用大舌頭。例如巴西最熱鬧商業的都市Rio de Janeiro (里約熱內盧)，字首R用小舌頭，字尾倒數第二個字母r用大舌頭發音。上面提到學語文的方法便快速的發揮效力。我幸運的沒有遭遇發音的問題。

 

迴響與交流

 

以下是當時與在場聽眾的問答交流：

 

Q：您剛提到學過很多種外語，現在在臺灣學英語有很多學習資源，環境也很配合，但其他語言方面，比如德文、俄文、法文，相形之下資源沒那麼充足。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如何去學這些語言？有了基礎之後，又如何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更深入學習？

 

林：第一，每種語言都會出版學習工具書和光碟。我記得當時學法文是用Assimil: Le Français Sans Peine （French without Toil系列）教材，這一套後來也有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語言書和原聲帶，相信打聽一下都能找得到。

    第二，請一些外國同學或朋友傳授，像我台大畢業出國之後增添的西班牙文、俄文，都是跟公司同事學的。那時我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冬天很漫長，沒事做。於是，我找了一位拉脫維亞工程師，他的父親是莫斯科開始建造鐵路的工程師。請他教我俄文，他也很高興。一個禮拜去一次，每次學五句話，他告訴我什麼，我就記下來。後來又跟一位智利工程師的夫人學西班牙文。

   建議各位設法獲得一個語文的工具，就是國際音標（萬國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裡面幾乎把人所能發出的所有的聲音都用符號表示。我記得在地質系唸書時，老師派我到屏東山地門探勘地質，我就跟原住民學山歌，用國際音標記下來，馬上就會唱了。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如果可能的話，掌握國際音標，學語言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Q：我覺得您的生涯轉折相當了不起，一直在追尋自己的目標。如您剛才所講，我們常常會被要求當專家，如果經常轉換跑道的話，會被認為非常危險。所以我想瞭解的是，您在這麼多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專業和興趣中，是保持怎樣的心態去追求？

 

林：中學時我很迷戀小提琴，每天都練上四個小時，所以手上有這麼厚的繭。我同學就說：「你將來要做小提琴家嗎？」其實也不是。我大概有這個毛病，對於一件事情很感興趣的話，就會很用心投入。將其他事情都放下來，就算以後不能再做這件事情也無妨，因為要回頭撿起來很容易。一段時間有一個專注的事物，不可能同時間專注很多事情。在那段時間裡不斷地累積，就好像打仗時不斷地攻擊遲早所有突破。我對一件事物很有興趣的時候，連作夢都會夢到。當時在魁北克，晚上做夢我都講法文。所以在一段時間裡，把全副精力都專注在一件事情上，就會有突破。以後就算放下，要回頭撿起來還是很容易。我最近還把大學時保存下來的《新聞週刊》（Newsweek）拿給學生看，說：「同學們不要怕英文，當時勤查字典，寫得密密麻麻，都註滿了音標、釋義，每頁至少20個生字。如果每個人都要經歷這一段，一旦超越這個障礙，以後就容易了。」大概就是這樣的經驗和心態。

 

 

Q：剛才林教授鼓勵與你的同學合作，可是我的姊姊發生一個負面的真實案例。她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唸書，前陣子期末考，有位同組的印度同學每次都很不認真，一直向她借報告、借作業。這次期末考要交報告，他就跟姊姊借報告，姊姊以為只借他紙本不給檔案，應該就沒事。結果這位印度同學把她的報告借走之後，竟直接拿去影印就交卷了。有一天姊姊收到系主任的電子郵件，找她約談作業的事。系主任當面對她說：「我一看就知道這是妳寫的作業，因為妳非常認真。」她的這篇報告拿了98分，是全班最高分。然而，系主任又說：「雖然妳很認真，但你們兩個都要接受處罰，所以我把妳的成績從A+降為Ａ-。」姊姊很生氣，她覺得自己整個學期都在幫助這位印度同學，沒想到最後連帶被處罰。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差異嗎？如果遇到類似的情形，應該如何處理？

 

林：這種情形有時候可能無可避免。我對部份印度學生的印象跟這個案例很像。他們有些臉上笑得很甜，卻欺騙偷盜，因為他們沒有罪惡感，不受道德觀念束縛。他們的觀念超越道德，或可稱非道德（amoral），並非不道德(immoral)。這種觀念與我們重羞恥心不一樣，不過到底這是部份印度同學。我不曉得令姊跟他之前有沒有互動，就是你幫我、我幫你，不只是單向道(one way street)。如果他們平常的互動非常良好，突然一下子變了樣，似乎不太可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與人相交，勿從不信任開始，最好從小信任開始，而逐漸增加信任。這也是一種EQ訓練。就是深入認識這個人，平常對他的言行要觀察，也就是「要會聽」、「要會看」。當然我這樣講可能太過簡單。也許我比較幸運，還沒有碰過這種同學。我嘗試盡量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別人，久而久之，說不定本來負面的人會轉向正面。也許這是比較天真的想法，但這樣子我活得比較快樂。謝謝你提供很好的案例。

 

Q：能否請您談談在智庫的工作內容？

 

林：我在智庫的工作很自由、很愉快，寫書、寫研究論文發表、參加學術會議、演講，接受國際媒體訪問等。我的研究範圍與中國、亞洲安全、臺灣有關，同時也在母校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書。我是智庫當時的卅多位學者之一，其他學者包括退休的大使，前聯邦銀行的主席等。我是智庫裡唯一的亞裔學者，甚至是唯一的非美國公民，仍拿臺灣護照和持有幾十年的綠卡。智庫學者不乏全國甚至世界知名的人物，但是大多數很有風度，以平等同仁之禮待我。讓我耳渝目染到美國上層社會的言行進退。

     美國最早的智庫就是研究政策的民間組織，在1916年設立，叫做「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它的立場是中間偏左，偏一點自由派的色彩。自由派就是比較注重經濟政策、注重弱勢群體、注重社會，注重貧富均衡，不是那麼注重軍事、或國際權力的分配。

       到了1943年，有些人，主要是商人，他們認為國家政策辯論失去平衡，因為布魯金斯研究院非常成功，出版了很多書籍，可是沒有對手。所以這些人就湊在一起，成立了中間偏右的智庫，叫做「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簡稱AEI）。我進入AEI多年以後，才曉得它的創辦人路易斯˙布朗（Lewis H. Brown）是礦業及建築材料公司Johns-Manville Co. Ltd的總裁。我不就是曾經做地質的嗎？美國有幾百家大公司，可以創辦AEI的大公司多如過江之鯽，竟然那就是我曾待過的Johns-Manville Co. Ltd。怎麼會如此巧合？我覺得真奇妙，就當作是人生神祕的巧合之一吧！

   AEI成立的最早想法，就是對「布魯金斯研究院」所著重的經濟企業問題的探討，提出不同意見以達到大家總體意見的平衡。AEI後來也擴張到外交、社會政策、軍事安全政策。到了1980年代AEI更形重要，因為雷根一上臺，AEI 的36個學者中有31個去當官。老布希也當過我們智庫的董事（board member）。其他保守派的美國總統們也聘用過許多AEI的學者。AEI的成員沒有布魯金斯研究院那麼多，學者加上一些祕書，總共不過100多個人，布魯金斯研究院則有400多人。另外，AEI基金也沒有那麼多。但是AEI的影響力相當大。這兩個智庫的立場都接近政治光譜的中間地帶，穩重而深度研究的性質很像。其他智庫有的極左派，有的極右派，有的智庫不太做研究、不太寫書，只上電視宣傳。

 

Q：您可以稍微談一談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經歷嗎？這與您之前在學界的經驗應該很不同，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林：我為政府工作八年，四年是國民黨執政，四年是民進黨執政，但我本人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在政府裡工作，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個人英雄主義。因為它是個團隊，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內部討論，但是對外就必須以討論的決定來發言。這比較難，對外發言常常不是你個人真正的意思，可是你不得不這麼做，因為你是團隊的一分子。否則，你應考慮辭職。但是，即使要辭職，也要衡量辭職動作對國家的衝擊。如果對國家弊多於利，便要考慮是否自己犧牲形象忍耐到適當時機退出團隊。在政界我覺得這是必要的，因為政府是個整體運作的大機器，你若拔掉一個小螺絲釘，這個機器就沒辦法運作；但是在學術界，我認為該怎麼樣做，我直接就講了，不必有這麼多顧慮。

 

Q：我非常好奇，以您的專長，對您的人生是不是有設定一些謀略？在學習研究除了自己本身的人格特質跟材質駑鈍之外，他的外在條件，不管是環境還是週遭的人，對他是不是有影響？您在您人生謀略上，是不是有更重要的原因使您能夠這麼成功？在跨領域上來說，您可不可以比較具體的點出在人生轉折時應該怎麼抓住機會？或是怎麼與人相處，然後使自己像您這樣成功？

 

林：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的人生沒有什麼謀略。我常說我的幼年和少年是迷失的年代。唯一值得提的是，我一直覺得人活一輩子應該回饋給大我。這個想法從小時候便開始有了，但也許不如現在強烈。我對人生沒有謀略，當時我學了地質，去探礦。後來學了企管，做財務分析。37歲回到大學，從大學部開始唸政治、國際關係。其實我不好意思講，真是沒有謀略。只是到了那個時候，自己覺得必須要做這些轉折。

     中學時，原本我想唸歷史和哲學，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是先母，她是臺大中文系教授張敬。她說：「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樣挨餓，你要搞清楚兩件事，『志業』和『職業』是不一樣的。你要用你賺錢的職業來支持你喜歡的志業，不要搞混了。」所以她第一個反對。我的同學也反對，因為當時楊振寧、李振道得到了諾貝爾獎，所以大家都想要學物理，都想要學理科。我們中學在最後兩年有文理分科，選唸文科的人很少，好像都是失敗者才去。我的同學說：「你好好的，幹麼學文科？」可是我實在很想試一下，想從理班轉到文班，於是送出申請書。當時我唸的是國立師大附中，申請表一直送到教育部才被否決下來。因此我必須繼續唸理班。那怎麼辦？楊振寧、李振道已經這麼厲害了。

    大學聯考我的第一志願填物理，第二志願則是填地質。因為我怕數學，想離數學遠一點。其次我也喜歡爬山。所以我對人生沒有謀略，真的沒有謀略。臺大地質系畢業後，出國再唸地質，探礦生涯，也滿愉快的。旅行都不用錢，搭直升機也不用錢，可以去好多地方。但是後來想想，這不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既然已經有科技背景，那就學MBA搭配吧。但是我唸ＭBA痛苦得不得了，因為父親是軍人，母親是文人，對於錢非常不重視，而且有點看不起。我學會計，數字後面多了三個零，我的頭就昏掉，非常痛苦。我記得當初花了一學期的時間，才知道複式分錄會計（double-entry accounting）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要與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件事：「既然唸了就把它唸完」，於是我硬著頭皮唸完MBA。其他事情也是，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完。同樣地，我既然進入政府工作，就把它做到一個階段完成。大家都曉得，我在2004年5月20日主動請辭離開；其實，早在2003年9月我已經暗中向高層表達我離開的意願。先講好隔年5月20日要離開政府。因為既然做了，我就把它做完，告一段落。

 

Q：我也是學地質的，也走過好多地方，大概海角天涯都去了，但就是無法像您一樣拍出這麼好的照片，而且還得過獎。我覺得您是刻意培養藝術造詣的，對嗎？

 

林：藝術是我的避風港，體育也是，音樂也是，電影也是。另外還有一些形而上的事物也都是我的避風港，可以在其中得到慰藉，得到力量，追求人生真正需要擁有的內在生命。

 

Q：以您看現今臺灣政治的狀態，EQ在政治團體中到底有沒有作用？有沒有辦法用EQ推展真正的良策？

 

林：記得兩年前和內人到紐西蘭旅遊。我們去爬山，碰到從中國大陸來高而挺的女士，一個人爬山，很特別。一問之下，原來她是位企業家，創立的公司有八百人。我說我從臺灣來，她說：「臺灣啊，那兒的政治可特逗兒啊（逗笑的意思）！」所以我詢問一位美國學者朋友，我說： “Do you find the Taiwan politics amusing?”這位學者回答說： “I am really sad”。真的，他今天早上剛剛跟我講了這句話。不可諱言的，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況。可是從長遠的歷史來看，這不是特殊的狀況。你想想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要經歷幾次共和才真正獲得上了軌道的民主？大革命之後，它的矛頭對準貴族，可是上斷頭臺的貴族只有百分之十，其他都是同志。1695年，英國的瑪麗皇后和夫婿威廉通過了人權法案，非常了不起。但到了什麼時候，英國的女人才能投票？1918年。最早英國人民有投票權的時候，英國的教授一人可以投兩票，沒有地產的人則沒有票。所以說，這當中要經過多少年，大家才都有投票權？答案是從1695年到1918年。

     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過程也很類似，這個過程是艱辛的，而且民主不見得是公平的。生活在最早的民主政體 -- 雅典，柏拉圖說：「我的恩師（蘇格拉底），雅典最有智慧、最公平、最善良的人，就這樣死了，被民主判刑死掉了，是個冤案。」所以他說：「民主是一個邪惡的制度。」我當時讀到這段文字覺得很驚訝，你們不是民主的先河嗎？怎麼說民主是邪惡制度呢？後來看他的解釋才知道理由。他說大家在民主下平等，於是有野心、有才幹的人，一下子竄起來，別人擋不住，就變成獨裁者。我心想：「不對吧，怎麼可能？」後來看歷史，果然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冒出了有野心、有才幹的獨裁領袖拿破崙。1932年德國合法選出的領袖希特勒。1924年義大利合法選出的墨索里尼，他們後來都成為獨裁者，終結民主。1990年南斯拉夫解體，邁向民主，合法民選的領袖司洛波旦˙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成為獨裁者，實行種族屠殺。

所以，在法國大革命之後開始籌畫國家體制的美國要小心了，英國也很緊張。英國很多思想家起而反省：法國大革命錯在哪裡？不能讓革命沖昏頭！只有少數服從多數不夠，有很多傳統的價值要保留，多數也要尊重少數……等寫了一大堆問題。美國的開國元勳很注重這些反思，他們所創立的不是純粹的民主，美國政治制度有非常重要的貴族政治特性。美國當然沒有制度上世襲的貴族，但其實美國有所謂的「自然貴族」-- 社會的菁英，相互通婚，彼此照顧，世代相傳，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是所謂的東岸權貴（eastern establishment），充塞於美國的參議院、大財團、企業界、知識界等。

美國民主維持了兩百多年，主要仰賴他們。他們的想法反而比較民主，一般老百姓的想法並不民主。學者做過民調，問過一些問題，分成兩組，菁英一組，一般人民一組。譬如有人選上市長，但他是共產黨，請問你要不要讓他執政？菁英說：「既然合法選出，就讓他做。」一般人民說：「不行，只要是共產黨員，就不能讓他當。」另一個問題，有一本書的言論是具危險性的，菁英說：「讓它出版。」一般人民：「不能讓它出版。」還有，總統一旦選上，不要監督讓他放手做，你放心還是不放心？菁英說：「我不放心。」一般人民說：「既然選上，就讓他放手做。」所以，真正維持美國民主的，是美國社會裡的「貴族」分子。

我們很羨慕美國的制度，認為它是模範，但它不是純粹的民主，有貴族政治的成分摻在其中。還有，我一直強調，只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是不夠的，多數也一定要尊重少數。否則，多數打壓少數，少數鋌而走險，杯葛多數，甚至變成恐怖分子。那就沒完沒了。我常講的就是現在立法院如果多數（國民黨）尊重少數（民進黨），社會上族群多數（閩）尊重少數（外省、客家人），問題就不會這麼嚴重，這是一個我們要想辦法超越的障礙。我們的民主發展與美國、英國、法國的民主發展不能比。他們的經濟成長很緩慢，以每年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速度走過一百五十年，社會政治逐漸調整，民主慢慢穩定下來。我們的經濟快速成長，每年達百分之九，但社會動盪得不得了，陣痛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有一天我們會走出困境，只是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讓陣痛短一點。

 

（演講時間：2006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