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斌 部落格 / Blog Chong-Pin Lin

「別搞混了，職業和志業是兩回事。你要以職業養志業！」母親再三的叮囑我，大學要唸理工科。「你想唸的歷史和哲學只能當志業，別犯像我同樣的錯誤：唸文科，到頭來窮死了！」在台大中文系教書的她激動的表達文科學者的委屈。

高中文理分班的時候，同學和老師也都反對我唸文科。「不要還沒打仗，就自己敗下陣來。混不下去的才唸文班！」

於是，我屈服於時代壓力，也不自知的選擇了一條崎嶇的求學道路，和獨特的人生歷程。我當時無法預知：將於四十五歲才完成學業，跨越三個性質相異的領域，累積五個學位：ㄧ個學士，三個碩士，ㄧ個博士。

一九五七年，我讀高一。揚振寧、李政道那年榮獲諾貝爾物理獎，消息傳來，鼓舞了全世界的華人社會。物理成了台灣青年學子嚮往的熱門系。大專聯考，我填的第一志願是台大物理系，第二志願為台大地質系。我以第二名考進後者，差物理系榜尾幾分而已。三民主義我只得四十九分，多一點就進物理系了。

 

因為地質是冷門

當時我的心理，現在回想，不無阿Q的色彩。志願填物理系，是責任；填地質系，是妥協。責任是向關心我的長輩和平輩有所交代。妥協是因為地質，雖屬理學院，卻最務實入世，和工程、經濟都有關係。地質又是個冷門系，符合我當時潛意識中隱藏的少年孤僻心態。何況，學地質要旅行、登山，都是我喜歡的活動。

十八歲之後的十三寒暑是我專務地質的年代。我大學畢業，服兵役，出國唸完地質碩士（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Ohio），在國外探礦開礦。

在地質同學同仁的觀念裡，商人只會賺錢，政客只會玩政治，而我們這行最高尚，甚至浪漫。地質師可以在地球歷史上億年的時空裡自由穿梭，可以徘徊浸淫於名山大川磅礡的氣象之中。我們實事求是，不講商場的油腔滑調，也不講政壇的花言巧語。但是，我無法和同學談哲學、歷史、藝術等抽象的觀念。他們總是把話題拉回到足球和汽車上。

進加拿大一家礦業公司作事之後，我體驗到地質師吃虧的地位。公司中不同部門有無形的地位排序，盡在不言中。地質探勘屬公司的最下游，依序而上有礦業生產、會計、財務、律師等。相同年齡的職員若有礦業工程學士學位，他在公司的地位可以超過已有地質碩士的同仁。而年青剛畢業的律師可以跟地質部門的白髮大老闆平起平坐。

一九七○年代初期，「企業管理」突然掛上神奇的色彩，變成炙手可熱的學問。在美國大學教書的朋友對我說：「你有科技的背景，去念「企管碩士」（MBA）最好。」

騎士時代一去不返

卅一歲，一九七三年，我轉行唸「企管碩士」專攻財務（finance）。學校是剛起飛的加州洛杉磯大學（UCLA）管理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之後的六年是我體驗美國企業文化的時期。  

「騎士的時代一去不返；來臨的時代屬於能言善道的說客（律師），經濟學家，計算家（會計師）。¹」--（英）艾德蒙‧伯克（1729-1797）

在唸企管時所讀到的這句話深深的銘刻於我心中。在我原先的觀念裡，「訟棍」和「帳房」是中國人所瞧不起的。沒想到，兩百多年以來，古時勇敢冒險的武士、俠客已換成他們的身份出現於西方社會。

¹ "The Age of Chivalry is gone; that of sophisters, economists, and calculators has succeeded" Edmund Burke, from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0) p.1.

在讀商的兩年，我痛苦又辛苦，唸「初等會計」尤其如此。軍人的父親，文人的母親，都不善理財。他們甚至鄙夷對錢財斤斤計較的人。數字中零太多，我便昏頭。英文的assets、price、cost、expense對我來說都差不多。

在管研院數百位同學組成的社會裡，大家看不起空洞的宗教和不切實際的理想，看不起不會賺錢只會耍嘴皮的「政客」，也看不起頭腦呆版（one-track minded）目光如豆（tunnel-visioned）的工程師，更看不起在抽象領域裡爭辯不休的學者。我在課堂討論時提過幾次孔子。於是有些非常實際的同學，沒有惡意但不無輕浮的，問我：「孔子叫你去死，你也遵命嗎？」

那是個學術性的問題！

在管研院裡我們欽佩的英雄是院長 Harold Williams。他把會計當作交響樂，廿幾歲成百萬富翁，卅歲出頭當Norton Simon大公司董事長，愛好藝術，提倡教育。在他短期任內，管研院全國排名由第十六進入第六。

我們認為天經地義的是「企業的目標在於增加股東集體的財富」。套用鄧小平的話，企業經營的信念即為：「利潤是檢驗真理惟一的標準」。 一位中學老友問我：我無法回答。 畢業論文是四人一組為某公司

題。我組成的隊伍包括兩位猶太同學和一位法國同學，都是強棒。比不上他們的專業，我靠協調彌補。最後由我用自製的幻燈片提報，並贏得優異獎（distinction），皆大歡喜！

畢業後，又回探勘部兩年後，我到丹佛城的滿府磊公司（Manville Corp.）世界總部上班。職務是高級地質師（senior geologist），後轉任財務分析師（financial analyst）。開主管會議時，對於沒有結果但可持續討論的議題，財務經理常說：「那是個學術性的問題（That is an academic question）！」數年後，我進入國際關係學術領域，參加會議時，耳邊常響起他以不肖神情所說的那句話，提醒自己不要喋喋不休的捕空捉影大放厥詞。

掌舵命運之船

一九七八年，卅六歲。秋季某一天，我在辦公室打好辭職信，起身走到門口，兩腳發軟，又回到座椅，癱下來。自問：「我真要放棄快廿年打造的專業，告別穩定的收入，冒生活沒有保障的危險，轉另一門學科，重新從大學部開始唸起？」我反覆的思索，同時覺得椅子好舒服，沒有力氣離開。

數分鐘後，我又站起來，走到門口，再折回，尋求座椅的依靠和安慰。第三次嘗試，成功了。這個內心戰鬥是人生的轉捩點。它啟動了我隨後八年的「血淚抗戰」，直到四十五歲拿到華府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為止。它也從此改變了我生命的軌跡。

卅年後的今日，回憶探討當時的情境，可以歸納出四項下決心的因素：

一，語言的興趣。許多朋友建議：「你如此喜歡學習語言，欣賞不同的文化，又關心世界大事，應該去學國際關係。」我在台大讀了五年地質，德文也修了五年。自己校外修法文。在魁北克四年，說法文之外，跟同仁學俄文、西班牙文。在丹佛修葡萄牙文準備去巴西找石棉礦。一度買錄音帶自修阿拉伯文，準備為公司去蘇丹找石棉礦。（兩項行程受限於所持的台灣護照而未果）

 二，從未放棄回國念頭。身在國外，我一直認為終究要回國服務，所以沒有申請入美國籍。母親頗不以為然：「要回國就該入國民黨才有發展；不回國就該入美國籍才有希望。你既不入黨，又不入籍，到底有何打算？」我的英文名字（Chong-Pin Lin）也未洋化，甚至被華裔管研院同學責怪：「不識時務」。不叫吉姆、保羅，如何融入美國商界或社會？父親說：「要回國一定要拿博士！無論那一行都可以。」父親甚至為我籌一筆經費，讓我安心入學。

三，追求人生的意義。「三子」（房子、妻子、兒子）是一般留學男生戲稱的生活目標。但是我自忖，如此人生似乎無法獲得個人內心深處真正的快樂。就自己的資質而言，一輩子從事地質和財務，我的成就將限於高薪、豪宅等物質的滿足而已。要超越侷限，必須回歸我真正的興趣。 

四，掌握命運。我從十七歲開始，順從理工掛帥的潮流。如今已廿年，對於老輩和社會的期許已有所交代。現在我總該可以在自己的命運之船上掌舵而無愧了吧！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開始在美國首都華府的喬治城大學政府系（government department）進修²，主修國際關係。那正是喬大—保守的天主教大學—地位將竄起的前夕。次年，保守的雷根當選美國總統。他將在八年任內結束四十多年的全球冷戰，提昇美國國力達歷史的巔峰。喬大在之後的十七年將產生第一位校友總統（柯林頓），第一位教授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第一位教授駐聯合國大使（柯派翠）等。

同學來自各國，很少不喜歡社交聊天的。我如魚得水的與他們談哲學、歷史、藝術、理想、宗教、愛國、犧牲等。他們多少都有些社會責任感。我覺得他們在意識中暗藏某些看法，但口頭上不會承認。忙於賺錢的商人，缺乏宏觀的科學家工程師，應該落於他們眼界之下。

小看了孫中山

論文指導教授向我推崇一本書：「作者廣泛引用各類資料，註解詳實，論述嚴謹。真是學術的典範啊（This is real scholarship）！」我心想，在企業界被叫「學術」是汙辱，這裡是讚美。觀念差別何以如此之大!

² 喬治城大學不認為政治是科學，而認為政治是經驗的累積和智慧的結晶。所以喬大把政治系取名為「政府系」。多數別的大學取名為「政治科學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或「政治系」（politics department）。

入學兩年後，我得了助教獎學金。可是長達八年沒地位、有壓力、缺保障的「次等人」生活（subhuman existence）裡，煩惱總是不斷：房租、菜錢、將來的出路等等。

圖書館於是成了躲避生活壓力的清靜樂園。閱讀、研究、與同學的討論帶給我無窮的快樂。有一項發現令我愧對自己的過去。西方進行了百年以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辯論，原來孫中山在倫敦大圖書館研究時早已用「三民主義」³解決了。這下子，我才對國父真正的尊敬有加。早知如此，我大學聯考的「三民主義」不會只有四十九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為博士論文「中共核武戰略」進行答辯。

印象裡只過了廿分鐘，其實已花了一小時，教授們請我暫離考場。沒想到兩腿無力，幾乎站不起來。再進場時，主試教授宣布論文不需修改通過，並獲「優異獎」（distinction）。

數週後，指導教授告訴我：「以色列來的訪問教授顏尼夫（Avner Yaniv）對你論文很感興趣。你為何不印一份給他看？」我於是照辦了，去見顏教授說：「您不介意看完還我嗎？因為複印要花廿塊美金。」他說：「當然不介意！」

兩週後，顏教授對我說：「希望你不介意，我已擅自把你的論文複印本交給萊辛頓出版社（Lexington Books）。他們出過幾本我的書。如果有人找你接洽，請不要意外。」我說：「顏教授，我不知如何感謝您。您還需要多少本要我複印？」

用紐約時報評論買車

果然，雷星盾編輯打電話來：「林博士，我們想出版您的博士論文。給您的合同已經寄出。希望您接受我們的請求，儘速簽名寄回。」 

我的書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問世。新書發表會由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主辦，原定卅多人參加，竟超過一百人出席。我進場時，幾乎停止呼吸。講台前鎂光燈、電視機、麥克風擠滿了。演講完畢，前來個別詢問或致意的居然排起長龍。

研究院同仁建議，我應投稿紐約時報評論版。七月廿九日，我的文章登上紐約時報⁴，歐洲及新加坡各地轉載。九月，我已任研究院專任學者及中國部副主任滿一年。心想，幾年前舍弟好心送我的二手車，常出問題，該換了。

朋友帶我去買車，老闆說：「我們無法賣給你。買車要貸款，但是你已四十六歲卻毫無貸款記錄，連信用卡都沒一張。我們如何能信任你一定會還錢？」我解釋：「直到最近，我都是個窮學生，生活都有問題，豈敢貸款？」 他搖搖頭，兩手一攤：「抱歉！還是沒辦法。」 我靈機一動：「請稍等。我回車上背包拿一樣東西。」

當他看到紐約時報上我的評論，問題便解決了。

學術界先進跟我說：「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通常博士論文答辯完要修改才最後通過。博士畢業後，找出版商又要屢敗屢試還不一定成功。論文出版後，得了終身教職，甚至教書一輩子不見得能上紐約時報發表評論。而你卻一一順利通關！」

躲過中年危機

回頭看，我卅七歲決定轉行的大冒險是值得的。之前走過的地質和企管是浪費生命嗎？不見得。有些心得，我資質魯鈍，不經過「學習三度」會無法體驗。

⁴ Chong-Pin Lin, "China: Nuclear Wild Card" New York Times July 29, 1988 A27

一，隔行如隔山。任何一門學科內奉為金科玉律的觀念，另一行不見得會賣帳。更糟的是，另一行甚至把它棄之如敝履。因此，與不同行的人溝通，可千萬要放得下本行的身段、捨得下本行的術語。最好用通俗的想法，甚至以他那行的觀念和用語進行說服。

二，永遠假設別人懷疑你的說法。拿出證據來!避免「自由心證」。這是我從地質和企管學到的鐵律。舍弟林中明深耕史料，注意到宋朝蘇東坡和明朝王陽明兩位文人都做過「國防部長」（兵部尚書）。不少人懷疑：「我在大學教中文系，怎麼不曉得？」我建議把宋史、明史中提到蘇、王那一頁作成投影片打出，於是省了許多無謂的爭辯。

三，馬虎不得。我小時有「大而化之」的毛病，童年的我已經成了「心不在焉的老教授」。例如，買電影票常忘了找錢。後來，在異國荒野探礦經過淬練，在講究聲勢派頭和機鋒應對的白人跨國大企業經過洗禮。於是，我鐵了心，自我修正。不用說報告裡數字錯不得，連衣著都是自我紀律和決心的表現，不容輕忽。

四，多面向看問題。企管開啟我經濟的視野，地質傳授我科學的語言。這些訓練養成我習慣從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看單一問題。

五，化繁為簡。學文、法科的人多半口才便捷，文筆通暢。但其中有些可能養成「化簡為繁」的習慣⁵。他們容易意滔滔不絕的繞一句話轉。地質和企管要求「化繁為簡」，要快點說出道理來，因為在「後工業發展」的時代裡大家都很忙。

最後，卅七歲改行有個事先完全無法想像的收獲。喬大畢業後，另一位年齡比其他博士班同學稍長，但仍比我年輕的好友感嘆說：「我們倆，四十多歲才結束「次等人」的苦日子拿到學位。之後，任何生活都是解脫和享受。我們因而免受ㄧ劫。我們男人的中年危機已經在唸博士時過了。」

⁵ 也許有人故意廢話連篇，達到外交上維持談話氣氛但嚴格保密的效果。例如周恩來和季辛吉都是個中高手。那另當別論。